如果要在世界上评选“最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的东西，美国电影即使无缘夺冠，名次至少也不会掉出三甲。在这个星球上，好莱坞的产品同时扮演了两种角色，它既是不同肤色、种族和信仰的人群的娱乐对象，又是美国精神和价值观的庞大载体。因此，在选择这30部“中国人不得不看的美国电影”时，我们的目光，首先聚焦于“美国”，其次关注的才是“电影”。
美国电影与美国精神
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电影协会( A FI)评选的“美国片十大英雄”中，1962年的影片《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律师阿提克斯•芬奇名列榜首。可以想象，在这个集合了慈父、好公民和反种族歧视斗士等多种身份的角色身上，普通的美国人可以发现他们心目中若干最一般也最崇高的理想和人生守则：勇敢、乐观、正直、坦诚……但是，在这些人类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背后，美国精神中另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存在，这就是执着到近乎顽固的独立。
大概是移民国家的特色———在政权和宗教之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自足与自尊，始终被美国人视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表现在电影里，便是以《正午》中的退休警长和《巴顿将军》里的铁血统帅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孤胆英雄”。在这些影片中，他们往往同时承担着来自敌人、上司和同僚的压力，最后凭个人的智慧与血勇，在逆境中杀出一条路来。在《关山飞渡》、《杀无赦》等西部片中，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尤其是后者的结尾，男主角以自己的一身杀气，震住了整整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从容而去，实在是酷炫到了极点。
不过现实中毕竟不是每天都有子弹横飞，对独立的追求，表现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则是对个人奋斗和经济成功的肯定，这便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企业家精神”。美国影片中的富人阔佬，固然有卓别麟《城市之光》中那样的宵小之徒，但也有不少像弗兰克•卡普拉的《一夜风流》和《富贵浮云》中那样善良、开明、满怀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的人物。这在对金钱和市场持怀疑主义的欧洲人看来，往往难以理解。例如，乔治•萨杜尔就曾经在他的《世界电影史》中评论如下：
“它们证明亿万富豪都是一些天真、可爱的疯子，他们放荡的生活并不妨碍他们从事善行或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卡普拉的喜剧对好莱坞的老板洛克菲勒家族或摩根家族所表示的尊敬，和过去宫廷弄臣对君主的尊敬，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这些近乎斥骂的句子，其实从反面证明了弗兰克•卡普拉对观众口味的把握之准。他的影片，可以说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精神”的最好诠释。在《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一片中，卡普拉把镜头对准了国会山、林肯纪念堂和刻有《葛底斯堡演讲》的石碑，将这些象征着美国价值观中最崇高部分的事物，与现实政治中的污浊和腐败进行了对比，然后通过正直、单纯的青年议员史密斯以及一群孩子的力量重新拨乱反正。二战中，在卡普拉为美国陆军部制作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他用“光明世界与黑暗世界的决战”来形容战争，把美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作为“光明世界”的代表，国会山、石碑等镜头再次出现，用以为“美国精神”大唱颂歌。该片后来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这种牧歌式的自信，以越战为起点，开始动摇。至高无上的“山巅之国”信仰，到了《野战排》和《全金属外壳》的年代，已经被打回尘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是空前的。《深喉》一扫“汉斯法典”实施以来统治电影界的清教徒戒律，把赤裸裸的性场面搬上了银幕。一时间，看《深喉》几乎成了一种风尚。大学生们在周末呼朋唤友，成群结队地跑到电影院去看这部影片。这与其说是对性场景的渴望，不如说是享受那种冲破规则、反抗社会的快感。同样，《油脂》和《毛发》撕去了传统音乐剧电影“典雅”的面纱，用大量俚语、粗口和嬉皮装扮直面真实的人生。《洛基》则通过低级拳手挑战拳王失败的故事，质疑了“个人奋斗”的传统信条。只不过在这套系列影片的续集中，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又回到了传统的怀抱。至于《美国往事》，则是为好莱坞影片中一贯讴歌的“兄弟义气”埋下的第一块墓碑。直到许多年后，马丁•斯科西斯的《好家伙》终于在棺材上投下了最后一锹土。
与解构相伴的是新生。以《教父》、《大白鲨》和《星球大战》这3部影片为标志，“电影小子”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面接管了史诗片的泡沫迸裂后留下的满目疮痍，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影中的价值观，也更加关注平民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如表现家庭、亲情与事业矛盾的《克莱默夫妇》、讲述城市贫民悲惨命运的《午夜牛郎》等。与此同时，《星球大战》系列为美国社会营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同时也为乔治•卢卡斯培养了一批狂热拥趸。从“天行者”卢克身上，美国人看到了祖辈曾有过的那种生活与追求：一个青年，孤身一人离开家，到遥远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事业与梦想……
经过十几年的淘洗，1994年罗伯特•泽米基思的《阿甘正传》为世纪末的“美国精神”写下了一部《新约》。卡普拉式的理想主义虽然已经黯淡，但在闹剧般的历史事件中，依靠纯真、执着与善良，人们依旧能够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美国人似乎很满足于这个答案，因为从那以后，好莱坞的主流电影开始朝大投资、高科技、纯视觉刺激的方向发展，美国精神通过简单的、符号化的方式加以表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拯救大兵瑞恩》和《蜘蛛侠》中高高飘扬的星条旗。而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则体现了美利坚立国的根本，即以“自我救赎”为内核的新教精神。
美国电影中的另类声音
美国电影业的强盛，除表现为大量从大制片厂流水在线生产出来、大投资、制作精良的A级影片外，还表现为充斥市场的无数低成本娱乐片，即所谓的“B级片”。这些电影多数采取独立制片的形式，编剧往往兼任导演，奔走呼告求得的一点可怜的资金，多半在影片拍竣前即告用罄。为了省钱，很多影片甚至用磁带摄像机拍摄，然后就等待着被哪位制片人相中，肯为他们掏腰包，把磁带转换成胶片拷贝。实在等不及了，就只好先以录像带的形式进入租赁和零售市场，能收回一点成本是一点……
好莱坞怪才蒂姆•伯顿导演的影片《艾德•伍德》，其主角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上确有其人的B级片导演。他出身寒微，默默无闻，却如同《喜剧之王》里的星爷那样，始终梦想着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银幕上出现。与无数传奇人物不同，他不是天才，有些时候甚至愚蠢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对拍摄过程中最明显的错误(如拍同一场戏，一会儿是白天，一会儿又是夜晚)都视而不见。除了妻子和一个年老多病的过气的恐怖片明星外，几乎所有人都瞧不起他。梦想与热情是他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个人后来真的拍成了许多影片，这些影片为他带来了“有史以来最烂的导演”的评价。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影片中最意味深长的一段，是艾德•伍德和奥逊•韦尔斯在酒馆中邂逅。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导演和最差劲的导演坐在一起，像兄弟一样谈论着他们的苦恼和抗争。也许，就灵魂的层面而言，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很小。
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解美国电影，要从B级片开始。它们是电影市场的最底层，是金字塔的塔基，但贡献却远远超出了所得。为了增加发行量，B级片多半包含大量惊险、凶杀和色情内容。这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它的“低级趣味”的偏见，但另一方面，无数B级片导演的探索，丰富了类型片的内容和表现方式，成为电影制作者汲取营养的源泉。许多著名导演在成名之前，都曾经有过在B级片市场打拼的经历。《蜘蛛侠》的导演萨姆•拉米，当年就凭着一套小制作的《尸变》，不仅成为“邪典”电影中的杰出之作，更初步展现了自己在模型制造和节奏控制上的超凡能力。到了上世纪末，终于出现了一位把B级片的意义发掘到极点的“另类天才”———昆汀•塔伦蒂诺。
昆汀•塔伦蒂诺曾是录像带租借店的店员，众所周知，那里正是无数B级片的“大本营”。这种滋养反映在他出道后的作品中，令我们在《落水狗》、《低俗小说》等挂着“昆汀•塔伦蒂诺导演”招牌的影片中，看到了浓郁的B级片色彩。在无数的粗口、暴力和对凶杀的过分渲染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对无常人生和乖戾社会的黑色讽喻，看到的是对传统叙事方式的大胆颠覆，看到的是在每年数百部主流影片背后的好莱坞。前不久，昆汀•塔伦蒂诺推出了他的新片《杀死比尔》。据说他在制作这部影片之前，曾用了整整4年时间，观看了大量历史上默默无闻的B级片，并将之吸收进《杀死比尔》中那种夸张、变形和戏谑的风格里。也许再过几年，当我们重新整理这份名单的时候，将会把此片收录其中。
好莱坞另外一位著名的“另类”导演，是把传统类型片进行解构与重组，创造出极具特色的混乱感与梦幻感的戴维•林奇(代表作：《蓝丝绒》、《我心狂野》)。与一切“另类”的事物同理，观众对这些导演的作品的态度往往两极分化严重：喜好者趋之若鹜，厌恶者不屑一顾，极少中庸。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1975年的那部荒诞的歌舞片《洛奇恐怖电影》。该片讲述一对夜行的青年男女被雷雨所阻，不得不投宿于一座城堡，一夜之间目睹了凶杀、宇宙航行和实验室造人等诸多离奇景象。影片上映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每天晚上都有100名影迷前去观看，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雷打不动。除此之外，则再也没有人来矣。于是每天晚上，售票厅也只能卖出这100张“铁杆票”，一张不多，一张不少。
美国电影中的世界
许多美国影片———尤其是史诗片———取材于美利坚本土以外，甚至欧美世界之外的故事。这一方面丰富了美国片的故事来源，另一方面也为好莱坞影片的“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然而，无论是希腊、罗马，抑或泰国、中国，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在经过好莱坞“加工”之后，无一不失去了本来面目，被深深烙上了一个“美国式”的鹰徽标记。
在本文后面附带的影片名录中，包括1956年由迪克•鲍威尔导演、约翰•韦恩主演的影片《成吉思汗》。我们选录这部影片，并非觉得它是什么了不起的杰作，而是恰恰相反。这部影片可谓好莱坞滥改历史，炮制所谓美式“史诗片”最恶劣之一例。其内容大致是：
塔塔尔人的公主孛尔贴在出嫁的路上被铁木真劫持(他和他的兄弟们从一个戈壁化的小山包上冲下来，像极了西部片里的印第安人)。为逃避塔塔尔人的报复，铁木真求助于王罕(这个蒙古游牧首领住在一个很像巴格达的城市里，拥有巨大的皇宫和大理石地板)。王罕与塔塔尔人定计陷害铁木真，后者却在孛尔贴的告警和帮助下，杀死了敌人，继承了他们的庞大军队，开始了征服世界的事业。
倘若成吉思汗的后人看到这样的故事，不气死才怪！
其实这部烂到极点的影片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它把好莱坞改造其它民族历史的“套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些影片中，所有的角色，只是穿着其它民族的服装，使用着其它民族的名字，不仅满口说的都是地道的英语，骨子里更完全是美国式的思维，以及由美国主流影片赋予他们的灵魂。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感情在人物性格和事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角色往往凭借感性而非理性行事，强调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和巧合。在影片风格方面，则力图把不同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硬性地塞进好莱坞“类型片”的框架之中。前面的这部《成吉思汗》，不过是这种套路发展到“物极必反”程度的产物而已。这样的胡编乱造，连美国人都有点看不下去。有影评者尖刻地说：“我还以为这部电影里的角色，都是些外星人哩，导演是不是忘记在片尾说明了……”
但是，在这种“套路”之下，也曾经产生过不少优秀影片。以拍《圣经》题材著称的西西•地米尔曾经声称：“给我两页《圣经》，我就能给你一部电影。”其间奥妙，也无非是以圣书为骨，依照前面所言的套路，添加上剧情片的内容而已。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有《参孙与大利拉》等中庸之作，也不乏《十诫》这样制作精良、人物刻画深刻而富有层次的经典。片中“分开红海”一场的特技，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一般而言，好莱坞在拍摄其它民族的史诗片时，其年代越是古老，其记载越是模糊，其地点越是贴近欧洲，影片也就越出色，如《宾虚》、《勇敢的心》、《辛德勒的名单》等。葛丽泰•嘉宝主演的《琼宫恨史》虽然招来了瑞典的抗议，但在艺术上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嘉宝在片尾著名的“无表情”表演，已经成为众多表演教程的范本。然而上述3条如果反过来，出来的片子便往往不忍卒睹，《安娜与国王》便是其中的代表。
参考资料：http://vampire1985.blog.sohu.com/
美国电影与美国精神
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电影协会( A FI)评选的“美国片十大英雄”中，1962年的影片《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律师阿提克斯•芬奇名列榜首。可以想象，在这个集合了慈父、好公民和反种族歧视斗士等多种身份的角色身上，普通的美国人可以发现他们心目中若干最一般也最崇高的理想和人生守则：勇敢、乐观、正直、坦诚……但是，在这些人类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背后，美国精神中另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存在，这就是执着到近乎顽固的独立。
大概是移民国家的特色———在政权和宗教之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自足与自尊，始终被美国人视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表现在电影里，便是以《正午》中的退休警长和《巴顿将军》里的铁血统帅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孤胆英雄”。在这些影片中，他们往往同时承担着来自敌人、上司和同僚的压力，最后凭个人的智慧与血勇，在逆境中杀出一条路来。在《关山飞渡》、《杀无赦》等西部片中，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尤其是后者的结尾，男主角以自己的一身杀气，震住了整整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从容而去，实在是酷炫到了极点。
不过现实中毕竟不是每天都有子弹横飞，对独立的追求，表现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则是对个人奋斗和经济成功的肯定，这便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企业家精神”。美国影片中的富人阔佬，固然有卓别麟《城市之光》中那样的宵小之徒，但也有不少像弗兰克•卡普拉的《一夜风流》和《富贵浮云》中那样善良、开明、满怀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的人物。这在对金钱和市场持怀疑主义的欧洲人看来，往往难以理解。例如，乔治•萨杜尔就曾经在他的《世界电影史》中评论如下：
“它们证明亿万富豪都是一些天真、可爱的疯子，他们放荡的生活并不妨碍他们从事善行或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卡普拉的喜剧对好莱坞的老板洛克菲勒家族或摩根家族所表示的尊敬，和过去宫廷弄臣对君主的尊敬，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这些近乎斥骂的句子，其实从反面证明了弗兰克•卡普拉对观众口味的把握之准。他的影片，可以说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精神”的最好诠释。在《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一片中，卡普拉把镜头对准了国会山、林肯纪念堂和刻有《葛底斯堡演讲》的石碑，将这些象征着美国价值观中最崇高部分的事物，与现实政治中的污浊和腐败进行了对比，然后通过正直、单纯的青年议员史密斯以及一群孩子的力量重新拨乱反正。二战中，在卡普拉为美国陆军部制作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他用“光明世界与黑暗世界的决战”来形容战争，把美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作为“光明世界”的代表，国会山、石碑等镜头再次出现，用以为“美国精神”大唱颂歌。该片后来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这种牧歌式的自信，以越战为起点，开始动摇。至高无上的“山巅之国”信仰，到了《野战排》和《全金属外壳》的年代，已经被打回尘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是空前的。《深喉》一扫“汉斯法典”实施以来统治电影界的清教徒戒律，把赤裸裸的性场面搬上了银幕。一时间，看《深喉》几乎成了一种风尚。大学生们在周末呼朋唤友，成群结队地跑到电影院去看这部影片。这与其说是对性场景的渴望，不如说是享受那种冲破规则、反抗社会的快感。同样，《油脂》和《毛发》撕去了传统音乐剧电影“典雅”的面纱，用大量俚语、粗口和嬉皮装扮直面真实的人生。《洛基》则通过低级拳手挑战拳王失败的故事，质疑了“个人奋斗”的传统信条。只不过在这套系列影片的续集中，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又回到了传统的怀抱。至于《美国往事》，则是为好莱坞影片中一贯讴歌的“兄弟义气”埋下的第一块墓碑。直到许多年后，马丁•斯科西斯的《好家伙》终于在棺材上投下了最后一锹土。
与解构相伴的是新生。以《教父》、《大白鲨》和《星球大战》这3部影片为标志，“电影小子”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面接管了史诗片的泡沫迸裂后留下的满目疮痍，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影中的价值观，也更加关注平民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如表现家庭、亲情与事业矛盾的《克莱默夫妇》、讲述城市贫民悲惨命运的《午夜牛郎》等。与此同时，《星球大战》系列为美国社会营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同时也为乔治•卢卡斯培养了一批狂热拥趸。从“天行者”卢克身上，美国人看到了祖辈曾有过的那种生活与追求：一个青年，孤身一人离开家，到遥远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事业与梦想……
经过十几年的淘洗，1994年罗伯特•泽米基思的《阿甘正传》为世纪末的“美国精神”写下了一部《新约》。卡普拉式的理想主义虽然已经黯淡，但在闹剧般的历史事件中，依靠纯真、执着与善良，人们依旧能够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美国人似乎很满足于这个答案，因为从那以后，好莱坞的主流电影开始朝大投资、高科技、纯视觉刺激的方向发展，美国精神通过简单的、符号化的方式加以表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拯救大兵瑞恩》和《蜘蛛侠》中高高飘扬的星条旗。而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则体现了美利坚立国的根本，即以“自我救赎”为内核的新教精神。
美国电影中的另类声音
美国电影业的强盛，除表现为大量从大制片厂流水在线生产出来、大投资、制作精良的A级影片外，还表现为充斥市场的无数低成本娱乐片，即所谓的“B级片”。这些电影多数采取独立制片的形式，编剧往往兼任导演，奔走呼告求得的一点可怜的资金，多半在影片拍竣前即告用罄。为了省钱，很多影片甚至用磁带摄像机拍摄，然后就等待着被哪位制片人相中，肯为他们掏腰包，把磁带转换成胶片拷贝。实在等不及了，就只好先以录像带的形式进入租赁和零售市场，能收回一点成本是一点……
好莱坞怪才蒂姆•伯顿导演的影片《艾德•伍德》，其主角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上确有其人的B级片导演。他出身寒微，默默无闻，却如同《喜剧之王》里的星爷那样，始终梦想着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银幕上出现。与无数传奇人物不同，他不是天才，有些时候甚至愚蠢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对拍摄过程中最明显的错误(如拍同一场戏，一会儿是白天，一会儿又是夜晚)都视而不见。除了妻子和一个年老多病的过气的恐怖片明星外，几乎所有人都瞧不起他。梦想与热情是他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个人后来真的拍成了许多影片，这些影片为他带来了“有史以来最烂的导演”的评价。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影片中最意味深长的一段，是艾德•伍德和奥逊•韦尔斯在酒馆中邂逅。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导演和最差劲的导演坐在一起，像兄弟一样谈论着他们的苦恼和抗争。也许，就灵魂的层面而言，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很小。
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解美国电影，要从B级片开始。它们是电影市场的最底层，是金字塔的塔基，但贡献却远远超出了所得。为了增加发行量，B级片多半包含大量惊险、凶杀和色情内容。这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它的“低级趣味”的偏见，但另一方面，无数B级片导演的探索，丰富了类型片的内容和表现方式，成为电影制作者汲取营养的源泉。许多著名导演在成名之前，都曾经有过在B级片市场打拼的经历。《蜘蛛侠》的导演萨姆•拉米，当年就凭着一套小制作的《尸变》，不仅成为“邪典”电影中的杰出之作，更初步展现了自己在模型制造和节奏控制上的超凡能力。到了上世纪末，终于出现了一位把B级片的意义发掘到极点的“另类天才”———昆汀•塔伦蒂诺。
昆汀•塔伦蒂诺曾是录像带租借店的店员，众所周知，那里正是无数B级片的“大本营”。这种滋养反映在他出道后的作品中，令我们在《落水狗》、《低俗小说》等挂着“昆汀•塔伦蒂诺导演”招牌的影片中，看到了浓郁的B级片色彩。在无数的粗口、暴力和对凶杀的过分渲染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对无常人生和乖戾社会的黑色讽喻，看到的是对传统叙事方式的大胆颠覆，看到的是在每年数百部主流影片背后的好莱坞。前不久，昆汀•塔伦蒂诺推出了他的新片《杀死比尔》。据说他在制作这部影片之前，曾用了整整4年时间，观看了大量历史上默默无闻的B级片，并将之吸收进《杀死比尔》中那种夸张、变形和戏谑的风格里。也许再过几年，当我们重新整理这份名单的时候，将会把此片收录其中。
好莱坞另外一位著名的“另类”导演，是把传统类型片进行解构与重组，创造出极具特色的混乱感与梦幻感的戴维•林奇(代表作：《蓝丝绒》、《我心狂野》)。与一切“另类”的事物同理，观众对这些导演的作品的态度往往两极分化严重：喜好者趋之若鹜，厌恶者不屑一顾，极少中庸。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1975年的那部荒诞的歌舞片《洛奇恐怖电影》。该片讲述一对夜行的青年男女被雷雨所阻，不得不投宿于一座城堡，一夜之间目睹了凶杀、宇宙航行和实验室造人等诸多离奇景象。影片上映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每天晚上都有100名影迷前去观看，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雷打不动。除此之外，则再也没有人来矣。于是每天晚上，售票厅也只能卖出这100张“铁杆票”，一张不多，一张不少。
美国电影中的世界
许多美国影片———尤其是史诗片———取材于美利坚本土以外，甚至欧美世界之外的故事。这一方面丰富了美国片的故事来源，另一方面也为好莱坞影片的“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然而，无论是希腊、罗马，抑或泰国、中国，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在经过好莱坞“加工”之后，无一不失去了本来面目，被深深烙上了一个“美国式”的鹰徽标记。
在本文后面附带的影片名录中，包括1956年由迪克•鲍威尔导演、约翰•韦恩主演的影片《成吉思汗》。我们选录这部影片，并非觉得它是什么了不起的杰作，而是恰恰相反。这部影片可谓好莱坞滥改历史，炮制所谓美式“史诗片”最恶劣之一例。其内容大致是：
塔塔尔人的公主孛尔贴在出嫁的路上被铁木真劫持(他和他的兄弟们从一个戈壁化的小山包上冲下来，像极了西部片里的印第安人)。为逃避塔塔尔人的报复，铁木真求助于王罕(这个蒙古游牧首领住在一个很像巴格达的城市里，拥有巨大的皇宫和大理石地板)。王罕与塔塔尔人定计陷害铁木真，后者却在孛尔贴的告警和帮助下，杀死了敌人，继承了他们的庞大军队，开始了征服世界的事业。
倘若成吉思汗的后人看到这样的故事，不气死才怪！
其实这部烂到极点的影片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它把好莱坞改造其它民族历史的“套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些影片中，所有的角色，只是穿着其它民族的服装，使用着其它民族的名字，不仅满口说的都是地道的英语，骨子里更完全是美国式的思维，以及由美国主流影片赋予他们的灵魂。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感情在人物性格和事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角色往往凭借感性而非理性行事，强调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和巧合。在影片风格方面，则力图把不同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硬性地塞进好莱坞“类型片”的框架之中。前面的这部《成吉思汗》，不过是这种套路发展到“物极必反”程度的产物而已。这样的胡编乱造，连美国人都有点看不下去。有影评者尖刻地说：“我还以为这部电影里的角色，都是些外星人哩，导演是不是忘记在片尾说明了……”
但是，在这种“套路”之下，也曾经产生过不少优秀影片。以拍《圣经》题材著称的西西•地米尔曾经声称：“给我两页《圣经》，我就能给你一部电影。”其间奥妙，也无非是以圣书为骨，依照前面所言的套路，添加上剧情片的内容而已。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有《参孙与大利拉》等中庸之作，也不乏《十诫》这样制作精良、人物刻画深刻而富有层次的经典。片中“分开红海”一场的特技，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一般而言，好莱坞在拍摄其它民族的史诗片时，其年代越是古老，其记载越是模糊，其地点越是贴近欧洲，影片也就越出色，如《宾虚》、《勇敢的心》、《辛德勒的名单》等。葛丽泰•嘉宝主演的《琼宫恨史》虽然招来了瑞典的抗议，但在艺术上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嘉宝在片尾著名的“无表情”表演，已经成为众多表演教程的范本。然而上述3条如果反过来，出来的片子便往往不忍卒睹，《安娜与国王》便是其中的代表。
参考资料：http://vampire1985.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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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9
《飞行家》《夜访吸血鬼》《血钻》《夺面双雄》《老无所依》《一个头两个大》最后这部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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