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各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宋代市民阶层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大大的活跃了整个宋代的社会。两宋王朝虽然处于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状态，但总体而言，还是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这种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人们开展多种形式的休闲活动提供了前提。
社会稳定提供了政治背景
首先，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开展休闲活动的先决条件，只有在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才能轻松愉快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愉悦身心，才能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休闲娱乐生活的繁荣，如东京汴粱曾出现文化夜市等。休闲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又吸引了更多的人从事文化娱乐业，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图书出版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各阶层利用闲暇时间从事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成为可能。
其次，政府政策影响深远。在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下，宋代士大夫阶层处境相当优越，在追逐功名利禄的同时，田园和山居的幽闲清逸就常常成为他们荣华富贵生活的一种心理上的补充和感情上的向往。他们既不得志庙堂，就寄情山水田园，这种更多的将对外在环境的关注转为对内心世界的探讨，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与关怀，有利于宋代社会休闲生活风气的形成。
第三，市民阶层的兴起。中国古代城市是在各级政治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类政府人员构成了城市居民的主体，市民只是以分散的社会个体形式存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期城市的发展及其居民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壮大，因为在市民由个体到群体的转变过程中，必将形成超越彼此身份和职业差异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市民形态的这种转变直到宋代才较明显地展现出来。
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提供了经济背景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城市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不仅人口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城市更加繁华。宋代城市的发展，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不仅在外观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城市内部的结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的持续繁荣。农业仍然是宋代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宋代户口较唐代有了较大的增加，但国土面积较唐代小，因而宋代的土地开发问题显得较为迫切，许多地区的土地开垦达到了极其充分的地步。宋代农作物品种得到改良，耕作技术进一步提高，南方农民培育了许多优良稻种，并引进占城稻（越南）和黄粒稻（高丽）等优良品种。
宋代的官私手工业，如矿冶业、纺织业、各种制造业、加工业等各部门，与前代相比，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一些手工业特别是采掘冶炼业，不仅生产规模扩大了，技术提高了，其产量也比前代成倍地增长起来。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中都出现了富有创造性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对整个宋代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使宋代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其次，城市格局的变动。在北宋以前，古代城市基本上实行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坊是居住区，市是交易区，二者各有不同的功能，这种划分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的封闭型管理体制，如唐代的首都长安，城内共 108 坊，东西两市。就整个城市格局来说，商品的交易区是相当小的。
唐代中后期的战乱，坊墙有的遭到破坏，有的遭到拆除，原有的城市规整的格局被破坏，居民区和商业区渐渐混在一起，但中央政府对于城市的混乱却不加管制，也无力管制，只能任其发展。店肆面向街道而开，经营买卖，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扩大经营场地就成为大部分店铺经营者的要求。
宋代以前的城市实行宵禁制度，即在一更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在此期间，坊门关闭，街上断绝行人，实行禁严，但是随着商业交换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的需要，延长营业时间已势在必行，由此出现了繁华的夜市。北宋初期，东京夜市虽然仍受一定的时间限制，但已经成为经常现象。北宋中期以后，夜市时间进一步延长，有些繁华的商业区完全取消了时间限制，通宵达旦的进行交易。
儒道佛三教的发展提供思想背景
首先，隐逸思想发展起来了。中国传统休闲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总体看来，我国的休闲思想主要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以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将休闲当作修身养性完善德行的手段，追求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道家则以超然的人生态度，追求天地浑成与唯一的境界，以求得精神自由为人生目标；佛教则以在世人生的态度，去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进入快乐无忧的人生境界。
儒家在根本上是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体系。但孔子认为“邦有道则行，邦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孟子也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都有一种进退自如，可显可隐的思想准备和人生策略。
道家是一种消极出世的思想体系。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始祖，他的思想主张是“无为”。庄子一生贫穷潦倒，但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庄子既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也主张在形体上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大自由境界，成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真人”。
佛教则以无我为最高境界，看空万物，用破除一切主客观对立的手段来实现彻底解脱,在平淡随意的生活中进入无忧无虑的精神自由境界。儒家、道教、佛教三者都包含着隐逸思想成分，都追求生命的超越与心灵自由，主张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精神的愉悦,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是儒、释、道休闲观的共同之处。这有利于提升休闲的精神素养和内在品质，从而会使休闲深含人文修养和人生境界的底蕴。
其次，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士大夫阶层正是这种风气的倡导者，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宋朝便对开国功臣们实行赎买政策，以丰厚的赏赐保证其累世富贵，并鼓励他们多置歌儿舞女。于是出现了“一时人士相趋以成乎风尚者，章醮也，花鸟也，竹石也，钟鼎也，图画也，清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惫而不知倦”的局面。
据史料记载，自北宋中期起，物价上升很快，官员的俸禄也因此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调整，俸禄数量逐渐增加。而且，宋代高级官员的经济来源远远不止俸禄收入，若遇皇帝登基、生辰、郊祀、明堂大礼等都有大量的赏赐可得。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恩礼。
同时，高级士大夫的子弟可因恩荫做官，以此来维持士大夫家族地位的稳固，保证家族经济收入。而且士大夫做官以后，大多会通过各种手段增置财产。再加上宋代不抑兼并土地，官员增置私产之风日盛。还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经商的办法聚敛财富。这些不断增长的个人私产为官员士大夫享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并且宋代士大夫在退休后仍可获得丰厚的俸禄，而退休俸禄就保证了士大夫在退休之后也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保证其日常生活和休闲生活。
总结：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成熟阶段，漆侠先生认为：“唐末农民战争结束后两宋统治的三百年间，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取得极大发展的时期”，正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的休闲生活才得以丰富多彩。
与此同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又进一步增加了休闲活动的内容，使得休闲活动变得丰富多彩、异彩纷呈。宋代形式多样的休闲活动同样也是建立在农业、手工业发展和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之上的，而当时由于坊市制度的瓦解、营业时间的放宽带来了城市格局的变动，为宋代休闲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然，这一时期儒、道、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