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论语》的作用，有两句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一句为北宋宰相赵普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另一句为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对于前者，有人认为此为赵普之“戏言”，对于后者却认为“逊语”。“戏言”之说另文有述，此文专论“逊语”之说。
有言道，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郎士?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怎会对《论语》了解如此透彻。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此为事实，但不能就此构成魁奈不了解中国的原因。不少学者已经撰文论述魁奈了解中国有两个途径，一是派学生前往中国考察，二是从介绍中国的大量译著中了解。
有的还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谦逊之言。笔者认为，魁奈之言出其真情实感，并非谦逊之语。
所言“希腊七贤”是指泰勒斯、梭伦、奇伦、毕阿斯、克莱俄布卢、庇塔库斯、佩里安德。他们都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泰勒斯（约前625年～公元前547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是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度。
梭伦（前638年～前559年），生于雅典，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他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对诗歌颇有成就，其诗重在赞颂雅典城邦及法律。
奇伦，生于斯巴达，是建议任命监察官来辅助国王的第一人，并于公元前556年担任此职。首次使监察官同国王一起监督政务，大大提高了这个位置的权力。他给斯巴达的训练带来了极大的严格性。
毕阿斯，是普里耶涅人，是一名著名律师，他总是将其言语能力用于好的目的。在他看来，人力的增长是自然的，但用语言来捍卫国家利益则是灵魂和理性的天赋。毕阿斯承认神的存在，主张把人的好行为归于上帝。
庇塔库斯，是米提利尼人，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阿尔卡尤斯兄弟的帮助下推翻了列斯堡的僭主美兰克鲁斯，成为那里的法律制定者，统治了十年。作为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者，庇塔库斯鼓励人们去获得不流血的胜利，但他也阻止被流放的贵族返回家园。
佩里安德，生于科林斯，后为僭主。在位期间，他所统治的城邦获得了极大的繁荣。他改革了科林斯的商业和工业，修筑了道路，开凿了运河。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热心于科学和艺术。
克莱俄布卢，生于林迪，后成为林迪的僭主，据说他曾追溯其祖先到赫拉克勒斯。他强壮而英俊，对埃及哲学很熟悉。他很关心教育，主张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受教育。
利玛窦在中国实地考察之后，向西方传达的结论是，孔子绝不逊于西方的哲学家，“许多西方的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论语》是孔子生前与弟子答问的语言和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儒家学派最为经典的著作。孔子被列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历经2500余年而长盛不衰，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论语》内容涉及到教学、政治、文化、仁义、道德、礼乐、中庸等10卷20篇512条。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大能治国，小能治家。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魁奈正是在认知《论语》并比较希腊七贤之后有感而发的。魁奈本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论著能够超越《论语》，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魁奈的真实感叹，虽然没有具体展示希腊七贤之局限，但从后人对他们所概括的格言中或多或少了解“七贤”之不足。泰勒斯的格言是“过分执著稳健只会带来灾难”，梭伦的格言是“避免极端”，奇伦的格言是“遵守诺言”，毕亚斯的格言是“人多手脚乱”，庇塔库斯的格言是“紧抓时机”，佩里安德格言是“行亊前要三思”，克莱俄布卢的格言是“凡亊取中庸之道”。应该说七贤的哲学思想是伟大的，但与《论语》相比，逊色多矣。《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其哲理深奥，蕴含着人类丰富思想。相形之下必见绌，希腊七贤有其局限和偏颇。所以，魁奈认为希腊的哲学不如中国的观点就显得顺理成章，此为一。
其二，孔学对欧洲的影响巨大。17至18世纪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之初，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对法国启蒙学者的有着巨大的影响。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对于欧洲哲学思想史的形成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而翔实的描述：“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事实确是如此。在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往来于中西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一大批哲学家以及一批政治家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在此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传教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当时有大批传教士先后受罗马教皇的派遣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客观上又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就说利玛窦，他曾任在华耶稣会士的领袖，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进呈自鸣钟等珍稀宝物，结交士大夫以识中华文明。他写了一部日记体手稿，后经金尼阁将手稿编撰成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以大量的资料，向西方“解释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以及丰富的礼义之邦”，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量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
由是在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孔子热”。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赞扬有加，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非常赞赏，特地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为何如此崇拜呢？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作了精辟的回答：“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那样生活，真是太不幸！”伏尔泰还说：“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于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当然，伏尔泰对孔学的赞美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三，魁奈对孔学的崇拜。魁奈本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学甚为了解。正如前文所说，他是通过十六、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以及派弟子的考察报告了解中国、熟悉孔学的。同时，与他所处环境的潜移默化有关。魁奈长期生活在热衷中国文化的巴黎，耳濡目染。魁奈与伏尔泰都是生于1694年。当他55岁之时，以法王御医的身份进入宫廷。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化，伏尔泰“全盘华化”的呼声如雷贯耳，魁奈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写了很多文章，并逐渐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
在其著作中很少引用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言论，然而却对孔子的学说推崇备至，大量引用。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其人其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论语》的道德格言远远胜过古代希腊圣贤的哲学，实有“相形见绌”之感。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后来汇集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影响深远。在书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他写道：“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们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他又说，“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并且，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自然法却完全被忽略了。”魁奈对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尽管儒家文化与老庄之学有一定的分歧，但两者都对“自然法则”充满着敬意。道家之“道法自然”，儒家之“天行健”，还有那中国古代帝王的祭天传统，则是这种精神的仪式化表现。这些“自然法则”都为魁奈所接受并加阐述。
从思想源流讲，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对魁奈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不是启发了魁奈，但也可算是加强和丰富了他对自然秩序的思考，使得他的思想更为充分和系统。对此，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魁奈虽没到过中国，但派有学生到过中国，并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著述，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也论及此事，称魁奈深受了孔学的影响，并达崇拜程度，冠魁奈以“西方孔子”称号。《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以及魁奈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崇尚“自然法则”甚为钦佩。魁奈指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他说，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还在《中华帝国专制制度》一书说:这本书只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正由于此，魁奈对孔学以真诚且竭尽全力的态度加以宣传。正由于魁奈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热心宣扬，他被人们称作是“欧洲的孔子”。魁奈所主张的“以农为本”也正是儒家的治国方针。魁奈热切地希望法国能像中国一样，在他的影响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实行“耕田大典”，这一仪式于1768年6月15日在凡尔赛王宫变成现实。
综观三点，足见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决非逊言。目前，世界许多学者对于《论语》的学习和研究盛行，此间了解魁奈对《论语》的赞赏之言，定能从中获得更多启示。
首先我声明我不是在毁辱孔子及其文化，我只是再说说自己的看法罢了。
在开篇我先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孔子是什么东西？？我想只要有一点文
化素质的人就知道这个答案，哈哈，是吧！甚至骂我很沙比，哈哈，让我来唱唱反调，我不信奉那老骨头的一些东西，他主张奴隶制度，你们还信他吗？我想你们不是滞后的人吧！我想使那些统治者们拿着人家孔子做文章吧。
呵呵，世界上这样的人到不少啊，同志们，还记得前些日子，有不少人开展了祭祖活动，说是弘扬传统文化，我略略的算了一笔账，包括现场布置、服饰等等，加起来是一个不小数目啊！这些钱足足可以让近百个甚至几千个贫困孩子园了大学梦，看看你们做了些什么，得到了什么，只是国人的一顿臭骂，劳民伤财，败类！！
那几天听说一则新闻，有个家伙竟然要绘制孔老夫子的画像，先不说这是真是假，就说这事也叫人笑话，他孔子长得瘦跟肥，丑与俊关你屁事，你不老老实实地为民造福，想一鸣惊人啊！我看你是看新闻看多了，想出名想疯了吧！白日作大梦吧！真是民族的败类！
某些人鼓吹孔子文化可以熏陶人，叫人好好做人，看看这个新闻吧：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餐饮业菜单英文译法》已经完成讨论稿，明年将出台标准，届时北京市餐饮饭店中的数千种菜、酒，都将有统一规范的“英文名”。目前公布的讨论稿是按照菜的原料、做法翻译的。比方说宫保鸡丁，翻译完了就是“花生、辣椒、葱炒鸡肉”；过桥米线成了“加鸡肉的鸡汤粉丝”。甚至“童子鸡”则被翻译成了“还没有性生活的鸡”。外国人喜欢较真：你怎么知道这鸡没有经过性生活？鸡有没有性生活对菜味道有什么影响？这种问题真的会让人喷饭。这就是被你们书的被熏陶的人吧！好有素质阿！人家老外来了解中国，是纯种的中国东西，明白？？
快看看吧，人家西方节日快把中国吞噬了，你们还不知道着急，弘扬传统，什么叫弘扬传统，传统的东西快消逝的没踪影了，靠！没良心的东西！
你们这些统治者，明白吗？老百姓们要的是幸福生活，你们给了吗？给不了，就别嚣张！
所谓的“孔子”们，别来找我的茬啊，告诉你们我不怕，我是站在老百姓这条船上的，还有我是唯物主义者，哈哈！
看了这文章，不怕你们不脸红！！！！
历代对孔子的评价
秦评孔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秦朝博士中有许多儒生，祖述孔子，传播儒学，秦尚法术，儒学并未居于统治地位；
2.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博士诸儒具官待问，未见尊显；
3.汉武帝以后，定儒术于一尊，此后进入儒学统治时期。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
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
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评孔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台港评孔
1.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2.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3.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今发展阶段和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所提出的一种看法。
有言道，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郎士?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怎会对《论语》了解如此透彻。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此为事实，但不能就此构成魁奈不了解中国的原因。不少学者已经撰文论述魁奈了解中国有两个途径，一是派学生前往中国考察，二是从介绍中国的大量译著中了解。
有的还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谦逊之言。笔者认为，魁奈之言出其真情实感，并非谦逊之语。
所言“希腊七贤”是指泰勒斯、梭伦、奇伦、毕阿斯、克莱俄布卢、庇塔库斯、佩里安德。他们都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泰勒斯（约前625年～公元前547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是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度。
梭伦（前638年～前559年），生于雅典，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他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对诗歌颇有成就，其诗重在赞颂雅典城邦及法律。
奇伦，生于斯巴达，是建议任命监察官来辅助国王的第一人，并于公元前556年担任此职。首次使监察官同国王一起监督政务，大大提高了这个位置的权力。他给斯巴达的训练带来了极大的严格性。
毕阿斯，是普里耶涅人，是一名著名律师，他总是将其言语能力用于好的目的。在他看来，人力的增长是自然的，但用语言来捍卫国家利益则是灵魂和理性的天赋。毕阿斯承认神的存在，主张把人的好行为归于上帝。
庇塔库斯，是米提利尼人，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阿尔卡尤斯兄弟的帮助下推翻了列斯堡的僭主美兰克鲁斯，成为那里的法律制定者，统治了十年。作为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者，庇塔库斯鼓励人们去获得不流血的胜利，但他也阻止被流放的贵族返回家园。
佩里安德，生于科林斯，后为僭主。在位期间，他所统治的城邦获得了极大的繁荣。他改革了科林斯的商业和工业，修筑了道路，开凿了运河。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热心于科学和艺术。
克莱俄布卢，生于林迪，后成为林迪的僭主，据说他曾追溯其祖先到赫拉克勒斯。他强壮而英俊，对埃及哲学很熟悉。他很关心教育，主张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受教育。
利玛窦在中国实地考察之后，向西方传达的结论是，孔子绝不逊于西方的哲学家，“许多西方的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论语》是孔子生前与弟子答问的语言和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儒家学派最为经典的著作。孔子被列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历经2500余年而长盛不衰，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论语》内容涉及到教学、政治、文化、仁义、道德、礼乐、中庸等10卷20篇512条。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大能治国，小能治家。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魁奈正是在认知《论语》并比较希腊七贤之后有感而发的。魁奈本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论著能够超越《论语》，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魁奈的真实感叹，虽然没有具体展示希腊七贤之局限，但从后人对他们所概括的格言中或多或少了解“七贤”之不足。泰勒斯的格言是“过分执著稳健只会带来灾难”，梭伦的格言是“避免极端”，奇伦的格言是“遵守诺言”，毕亚斯的格言是“人多手脚乱”，庇塔库斯的格言是“紧抓时机”，佩里安德格言是“行亊前要三思”，克莱俄布卢的格言是“凡亊取中庸之道”。应该说七贤的哲学思想是伟大的，但与《论语》相比，逊色多矣。《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其哲理深奥，蕴含着人类丰富思想。相形之下必见绌，希腊七贤有其局限和偏颇。所以，魁奈认为希腊的哲学不如中国的观点就显得顺理成章，此为一。
其二，孔学对欧洲的影响巨大。17至18世纪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之初，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对法国启蒙学者的有着巨大的影响。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对于欧洲哲学思想史的形成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而翔实的描述：“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事实确是如此。在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往来于中西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一大批哲学家以及一批政治家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在此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传教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当时有大批传教士先后受罗马教皇的派遣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客观上又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就说利玛窦，他曾任在华耶稣会士的领袖，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进呈自鸣钟等珍稀宝物，结交士大夫以识中华文明。他写了一部日记体手稿，后经金尼阁将手稿编撰成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以大量的资料，向西方“解释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以及丰富的礼义之邦”，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量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
由是在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孔子热”。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赞扬有加，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非常赞赏，特地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为何如此崇拜呢？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作了精辟的回答：“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那样生活，真是太不幸！”伏尔泰还说：“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于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当然，伏尔泰对孔学的赞美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三，魁奈对孔学的崇拜。魁奈本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学甚为了解。正如前文所说，他是通过十六、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以及派弟子的考察报告了解中国、熟悉孔学的。同时，与他所处环境的潜移默化有关。魁奈长期生活在热衷中国文化的巴黎，耳濡目染。魁奈与伏尔泰都是生于1694年。当他55岁之时，以法王御医的身份进入宫廷。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化，伏尔泰“全盘华化”的呼声如雷贯耳，魁奈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写了很多文章，并逐渐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
在其著作中很少引用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言论，然而却对孔子的学说推崇备至，大量引用。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其人其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论语》的道德格言远远胜过古代希腊圣贤的哲学，实有“相形见绌”之感。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后来汇集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影响深远。在书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他写道：“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们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他又说，“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并且，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自然法却完全被忽略了。”魁奈对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尽管儒家文化与老庄之学有一定的分歧，但两者都对“自然法则”充满着敬意。道家之“道法自然”，儒家之“天行健”，还有那中国古代帝王的祭天传统，则是这种精神的仪式化表现。这些“自然法则”都为魁奈所接受并加阐述。
从思想源流讲，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对魁奈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不是启发了魁奈，但也可算是加强和丰富了他对自然秩序的思考，使得他的思想更为充分和系统。对此，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魁奈虽没到过中国，但派有学生到过中国，并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著述，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也论及此事，称魁奈深受了孔学的影响，并达崇拜程度，冠魁奈以“西方孔子”称号。《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以及魁奈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崇尚“自然法则”甚为钦佩。魁奈指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他说，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还在《中华帝国专制制度》一书说:这本书只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正由于此，魁奈对孔学以真诚且竭尽全力的态度加以宣传。正由于魁奈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热心宣扬，他被人们称作是“欧洲的孔子”。魁奈所主张的“以农为本”也正是儒家的治国方针。魁奈热切地希望法国能像中国一样，在他的影响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实行“耕田大典”，这一仪式于1768年6月15日在凡尔赛王宫变成现实。
综观三点，足见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决非逊言。目前，世界许多学者对于《论语》的学习和研究盛行，此间了解魁奈对《论语》的赞赏之言，定能从中获得更多启示。
首先我声明我不是在毁辱孔子及其文化，我只是再说说自己的看法罢了。
在开篇我先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孔子是什么东西？？我想只要有一点文
化素质的人就知道这个答案，哈哈，是吧！甚至骂我很沙比，哈哈，让我来唱唱反调，我不信奉那老骨头的一些东西，他主张奴隶制度，你们还信他吗？我想你们不是滞后的人吧！我想使那些统治者们拿着人家孔子做文章吧。
呵呵，世界上这样的人到不少啊，同志们，还记得前些日子，有不少人开展了祭祖活动，说是弘扬传统文化，我略略的算了一笔账，包括现场布置、服饰等等，加起来是一个不小数目啊！这些钱足足可以让近百个甚至几千个贫困孩子园了大学梦，看看你们做了些什么，得到了什么，只是国人的一顿臭骂，劳民伤财，败类！！
那几天听说一则新闻，有个家伙竟然要绘制孔老夫子的画像，先不说这是真是假，就说这事也叫人笑话，他孔子长得瘦跟肥，丑与俊关你屁事，你不老老实实地为民造福，想一鸣惊人啊！我看你是看新闻看多了，想出名想疯了吧！白日作大梦吧！真是民族的败类！
某些人鼓吹孔子文化可以熏陶人，叫人好好做人，看看这个新闻吧：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餐饮业菜单英文译法》已经完成讨论稿，明年将出台标准，届时北京市餐饮饭店中的数千种菜、酒，都将有统一规范的“英文名”。目前公布的讨论稿是按照菜的原料、做法翻译的。比方说宫保鸡丁，翻译完了就是“花生、辣椒、葱炒鸡肉”；过桥米线成了“加鸡肉的鸡汤粉丝”。甚至“童子鸡”则被翻译成了“还没有性生活的鸡”。外国人喜欢较真：你怎么知道这鸡没有经过性生活？鸡有没有性生活对菜味道有什么影响？这种问题真的会让人喷饭。这就是被你们书的被熏陶的人吧！好有素质阿！人家老外来了解中国，是纯种的中国东西，明白？？
快看看吧，人家西方节日快把中国吞噬了，你们还不知道着急，弘扬传统，什么叫弘扬传统，传统的东西快消逝的没踪影了，靠！没良心的东西！
你们这些统治者，明白吗？老百姓们要的是幸福生活，你们给了吗？给不了，就别嚣张！
所谓的“孔子”们，别来找我的茬啊，告诉你们我不怕，我是站在老百姓这条船上的，还有我是唯物主义者，哈哈！
看了这文章，不怕你们不脸红！！！！
历代对孔子的评价
秦评孔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秦朝博士中有许多儒生，祖述孔子，传播儒学，秦尚法术，儒学并未居于统治地位；
2.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博士诸儒具官待问，未见尊显；
3.汉武帝以后，定儒术于一尊，此后进入儒学统治时期。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
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
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评孔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台港评孔
1.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2.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3.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今发展阶段和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所提出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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