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理论，不过它强调的是一国处于相对优势的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都参与国际竞争，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以下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指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状况，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
虽然国家资源要素是Heckscher—Ohlin理论的中心，迈克尔·波特从生产要素特征的角度给予了详尽和新颖的分析。他把各种要素按等级划分成基本要素（或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前者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统计特征，后者包括通讯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波特认为，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与自然赋予的基本要素不同，高级要素是个人、企业以及政府投资的结果。因此，政府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资—通过提高人口的普通技能和知识水平，通过刺激和鼓励在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的高级研究—将极大地提高国家的高级要素质量。
高级要素与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基本要素可以为一国提供一些初始的优势，这些优势随着在高级要素方面的投资得到加强和扩展。反过来讲，基本要素方面的劣势地位会形成一种向高级要素方面投资的压力。日本便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作为一个严重缺乏可耕地和自然矿产资源的国家，日本通过国民教育投资，创造了丰富的高级才能要素。事实上，日本拥有的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工程系毕业生占人口百分比大大超过美国，同德国等排世界前列），是日本在许多制造行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指对某个行业产品或服务的国内需求性质。
波特理论十分强调国内需求在刺激和提高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作用。一般说来，企业对最接近的顾客的需求反应最敏感。因此，国内需求的缺点对塑造本国产品的特色，产生技术革新和提高质量的压力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波特认为，如果一国内的消费者是成熟复杂和苛刻的话，会有助于该国企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因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消费者会迫使本国企业努力达到产品高质量标准和产品创新。日本国内成熟复杂和高知识水平的照相机购买者就刺激了日本照相机工业不断改进照相机质量和不断推出革新型号。移动电话通讯设备生产工业也有同样的例子。欧洲斯堪第纳维亚地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顾客促使本地两大电信设备制造厂商—芬兰的“诺基亚（Nokia ）”和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早在其它发达国家对移动电话需求形成之前就开始大规模投资移动电话技术。结果，“诺基亚（Nokia）”、“爱立信（Ericsson）”，以及摩托罗拉（Motorola）”成为当今全球移动电话设备行业的三大巨头。 指国内是否存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关联辅助行业。
在国内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关联辅助性行业，是一个行业能够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三个条件。关联行业和辅助行业在高级生产要素方面投资的好处将逐步扩溢到本行业中来，从而有助于该行业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瑞典在制造组装金属产品领域（如滚珠轴承、切割工具）的优势便依靠瑞典自身特种钢工业的技术力量。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半导体工业技术，是美国个人电脑和其它几个技术先进的电子产品取得全球性成功的基础。同样，瑞典制药业的发达与成功，同其早先在技术关联的染料工业的国际成就密切联系。
这种行业发展过程的结果之一是一个国家内成功的行业趋向聚集，形成关联行业集群。这是波特研究成果中最有影响力的发现。德国的纺织和服装行业就是这样的一个关联行业集群。它包括从高质棉、羊毛、合成纤维、缝纫机针的生产、加工、制造，到范围广阔的纺织机械领域。 指一国内支配企业创建、组织和管理的条件，以及国内竞争的本质。
波特模型中第四个促成国家竞争优势的条件，是国内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他在此主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不同的国家有着特色各异的“管理意识形态”，这些“管理意识形态”帮助或妨碍形成一国的竞争优势。例如，在德国和日本企业中，工程师背景的人在最高管理层占据重要的支配地位。波特将此归结为这些国家企业注重加工制造过程和产品设计的原因。与此相对，在许多美国企业中，财务管理背景的人在最高管理层占据重要的支配地位。波特将此同许多美国企业中（尤其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缺乏对改进加工制造过程和产品设计的关注联系在一起。他同时认为，财务管理在企业中的支配性质导致了相应的对短期财务回报最大化的过分强调和追求。这些不同的管理意识形态的一个后果，是在工程技术为基础、加工制造过程和产品设计问题至关重要的行业中，美国企业（如汽车工业）的竞争力相对丧失。
第二，一个行业中存在激烈的国内竞争与该行业保持竞争优势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激烈的国内竞争引导企业努力寻求提高生产与经营效率的途径，反过来促使它们成为更好的国际竞争企业。国内竞争给企业带来创新、改进质量、降低成本、通过投资提升高级生产要素等一系列压力。这一切都有助于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波特引用和描述了日本的竞争情况：
“在世界范围内，国内竞争对行业的压力和作用没有再比日本更显著的了。那是一种‘全面战争’状态，其中许多企业以至不能实现利润。以强调市场份额为目标，日本企业处于不断地超越竞争对手的拼搏中。股票价格剧烈地波动起伏。商业出版物突出地报道着企业的市场演变过程。煞费苦心设计的名次评比指标测量着哪些公司目前最受大学毕业生的青睐。新产品的推出和工艺发展的速度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
波特将这四方面的特质构成一个菱形， 并认为当某些行业或行业内部门的菱形条件处于最佳状态时，该国企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波特菱形同时还是一个互相促进增强的系统，任何一个特质的作用发挥程度取决于其它特质的状况。比如，良好的需求条件并不能导致竞争优势，除非竞争的状态（压力）已达到促使企业对其做出反应的程度。
在四大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机遇和政府，这是另外两个能够对国家菱形条件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的影响是不可漠视的。譬如，包括重大技术革新在内的一些机遇事件会产生某种进程中断或突变效果，从而导致原有行业结构解体与重构，给一国的企业提供排挤和取代另一国企业的机会。政府部门通过政策选择，能够削弱或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例如，法规可以改变国内需求条件，反托拉斯政策能够影响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可以改变才能资源等。（1994年，美国政府以违反反托拉斯法为由拒绝了Microsoft 软件公司以13亿美元收购制作“Quicken”金融管理软件Intuit，Inc.的申请，其目的之一就是阻止垄断，促进行业内部竞争）。
波特的基本观点就是一个国家在某个行业取得国际成功的可能性程度是该国资源与才能要素、需求条件、关联和辅助性行业以及战略、结构和竞争企业四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不仅认为“菱形”中四个组成部分应当同时存在，方可有效地影响和促进竞争力的发展，而且还极力强调政府对四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政府行业补贴、资金市场政策、教育政策等影响到该国资源与才能要素。通过制订国内产品标准以及规范和影响购买者需求的法规，政府可以培育和塑造国内需求及其性质。通过政策和法令，政府可以影响某个行业的关联和辅助性行业。通过资金市场法规、税收政策和反托拉斯法等手段，可以影响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