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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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性概念是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之一，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历史语境中，它的意义指向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概念的歧义已经影响到学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阐释立场，因此，厘清民族性话语使用的历史语境和具体指向，对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在中国文学通往现代性的路途中，民族性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近代以来，由于军事上的屡屡受挫，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不得不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文学是在对抗世界霸权、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开始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p.56)，成为近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如果说，“取今复古”是一种文化态度，“别立新宗”则是一种文化目标。“别立新宗”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泯灭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而是要在世界格局中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与获得文化认同。因此，民族性话语其实是整个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和意义指向，它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碰撞中，并在学习西方与抵制西化的不同文化力量中得以凸现。
　　现代性和民族化就像一对难分难解的同胞兄弟，成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具体要求。同时，它们也像一对苦大仇深的冤家，由于内涵有交叉而外在边界模糊，时常在解构对方中强化自身。只是人们常常忽视二者的兄弟情谊而突出了冤家情结。这在90年代以后的文化思潮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保守主义思潮盛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中伴随着民族主义的伸张……民族性概念似乎形成对现代性话语的天然对抗。虽然这种对抗不无意义——如果说，“现代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为20世纪中国文学开拓出一个新的批评空间，那么，民族性概念及其隐含的文化态度则对这个批评空间进行了一定的制约和规范——然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民族性要求和现代性诉求果真水火不容吗？
　　民族性话语并不自90年代始，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感与文化优越感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并存，民族性的呼唤也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常常使民族性话语的每一次强调都充满着激情，它昭示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同时也充满了矛盾和对抗，因为每一次强调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一样，概念的出发点和具体针对性也有差异，这使得民族性概念的内涵歧义重重，飘浮不定，往往在相同的话语之下隐藏着不同的文化态度，在表面的认同中凸现着巨大的认识差异。这种情况的存在使真正的学术对话无法真正展开。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追溯中国学术话语的来源，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寻找其原始的或者核心的意义指向，以检测中国学术话语的准确度。然而，任何话语的产生都是一个鲜活的历史过程，异域的文化理论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具有的新的意义与用法，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理论在旅行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形态，不如说在外来词语的启发之下，一种新的理论在本土环境中被创化出来。[2](p.36)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源于西方，但是它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已经具有了自我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把这一概念从具体历史背景中抽取出来，民族性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因此，对中国学术界而言，重要的不是对民族性的概念进行正本清源，虽然这一工作也有其理论价值，但是将术语的使用与使用的背景分离，无疑割断了话语产生的历史过程，联系具体历史背景对民族性内涵进行梳理，思考它隐含着的对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态度和要求，也许更加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