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及货币政策取向变化后对经济金融产生的影响

最好是提直接且对国民的直接影响。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演变对兰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25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市场调节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应有发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以经济"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转变,增长方式也由粗放经营开始向集约经营转变,人民生活已告别短缺,跨越温饱,步入小康。与此同时,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也能动地作用于经济运行,有效地确保了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兰州经济25年来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跌荡起伏的周期增长发展过程,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
我国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过程相伴随,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其中1997年以前,面对卖方市场的情形,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1997年以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形成了买方市场的情形,政府实施了更具有市场经济意义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具体说来,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经历了六个阶段: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8-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1998-2003年上半年;⑥2003年下半年-至今。本文着重从后四个阶段谈谈国家宏观调控对兰州经济的影响。

一、1988-1990年治理整顿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始于"六五"中后期全国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七五"中期其所日趋积聚的诸多问题显露出来,信贷投资和消费失控,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为此, 从1988年10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 把稳定通货、物价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首要目标,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在货币政策方面,提高利率,实行保值贴补,稳定存款;适当收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控制职工货币收入的增长。在财政政策方面,开征特别消费税、征收预算外调节资金、延期归还企事业单位的国库券本息等。在行政手段方面,对涨价过猛的商品(如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对部分商品实行控购(如控制社会集团的商品购买)、清理公司、凭证供应;冻结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相应增加国家的物价补贴。通过治理整顿,使居高不下长达20个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989年4月起开始回落,治理整顿初见成效。这个时期宏观调整和紧缩政策的手段主要是国家行政措施和增加物价补贴,以直接调控为主。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治理整顿背景"高增长、高通胀"略有不同,兰州市呈现"低增长,高通胀"局面,即所谓的"滞胀"。自1979年开始的三年调整整顿期和党的十二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后,全市经济在1982年逐渐步入正轨,1983-1985得GDP每年增速均在11%-17%高位运行,1984年达到高峰,除1985年与全国持平外,1983、1984年分别高出全国0.5个和1.8个百分点。进入"七五"时期,受"六五"中后期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影响,"七五"初期,兰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已开始急剧膨胀,增长率突破26%,高于全国4-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受1987年一产下滑12.4个百分点,1988年三产又滑落10.2个百分点影响,呈逐年下滑之势,GDP增长率由1985年的13.5%、1986年的12.3%、1987年的7.8%,滑落至1988年的3.8%;物价上涨指数从1987年始逐步回升,由9.8%上升到1988年的25.1%。

国家紧缩政策实施后,对兰州市经济产生了以下影响:

1、一定程度上初步控制了兰州市总需求的膨胀,投资、消费全面下降,市场极度疲软。1988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急剧下滑,仅为8.13%,比1987年下跌18.14个百分点,1989年呈现负增长,比全国下降7.2%的降幅还低4.23个百分点;消费活动由非理性的抢购迅速降温,消费水平增速由1988年的36.82%滑落至1989年的11.48%,1990年出现负增长,下降13.15%。

2、供需总量失衡的矛盾大大缓解,出现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势头得到缓解。物价上涨指数从1989年开始由1988年的上涨25.1%快速回落,1989年物价指数为116.3%,到1990年出现负增长。

3、本已低速运行的经济急剧滑入低谷。由于采取"急刹车"力度过大,经济增长率在"七五"后三年都在低于5%的水平上运行,1991年经济增长跌至2.2%。整个"七五"时期经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年均增速仅为6.41%,分别低于同期全国、全省1.46和3. 1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后几个五年计划期的最低点。

二、1993-1996年适度从紧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经过三年治理整顿,1991年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低谷。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八五"时期除1991年外,其它4年全国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伴随经济的高增长,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房地产业严重膨胀,开发区盲目扩张,信贷投资猛增。面对再次过热的国民经济,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强了宏观调控。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和改进调控方式等经济政策,出台了宏观调控16条措施,加强和稳定农业基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政策方面,强化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重点是煤炭、电力、钢铁、建筑材料和石化工业的发展;大幅度地增加农业优质品种的产量;按照规模经济、合理布局和突出重点的原则,积极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税制改革、清理预算外资金、增收节支等手段,将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规模之内。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运用多种手段改进金融调控方式,注重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整,改变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和货币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采取"对冲"措施,收回央行再贷款减少基础货币投放,通过两次利率下调,调整了货币结构,通过控制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将现金发行控制在预定的调控目标之内,为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坚持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再辅之以产业政策、外贸政策以及利率、汇率、价格、关税等经济杠杆,国民经济调控方式实现了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本轮调控中兰州与国家的背景基本一致,都出现了"高增长,高投资,高膨胀",但受地处西部内陆边远地区限制,兰州市经济发展与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影响明显滞后,存在着一个政策时滞期。全国经济1991年就已开始回升,GDP增长率由1990年的3.8%上升到9.2%,1992年达到高峰期,为14.2%;兰州经济则从1992年开始逐步回升,由1991年的3.4%上升到6.4%,1994年达到高峰期,增幅为12.6%。投资增速全国1990年开始回升,1993年达到高峰;兰州则从1992年开始回升,1994年达到高峰。1993年全国经济就已开始回落,兰州则从1995年开始回落。

经过三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兰州经济逐步走出低谷,1996年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1、以重工业、基础原材料产品为主的工业格局相应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空间,生产开始得到有效调整,扭转了1992年以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下滑的局面。1993-1995年工业增加值以9-15.3%的高速运行,占GDP的构成由1992年的45.85% 逐步上升到1993、1994、1995年的50.91%、51.51%、52.02%。

2、投资结构得到大幅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迈出重要一步。1994年国务院五部委确定建设兰州商贸中心后,为了改善投资硬环境,政府加大了对旧城区的改造,进行了几条主干线道路的拓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1993-1995年基建投资中用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均超过了50%,改变了过去投资主要以二产,尤其是工业为主的格局。在国家1994年投资逐步回落时,兰州市则受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993-1995年投资年均增速达37.31%,高于全国1.97个百分点,使整个"八五"时期投资年均增速达26.56%,成为兰州市各个五年计划中重点建设搞得最好、增长最快的时期。投资结构方向的调整,同时也加快了兰州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八五"时期全市三产年均增速达8.81%,比"七五"提高了4.25个百分点。

3、物价指数逐渐回落,总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物价指数方面,市上通过加大实施各项宏观调控和平抑物价的力度,加强对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粮油、肉、菜等商品的最高限价、差率控制,同时大力组织供给,物价上涨指数在1996年由1994、1995年的21.9%、15.5%回落到5.7%。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经济增长幅度由1994年的12.6%逐步回落到1996年的9.1%,实现了"软着陆",使"八五"时期成为兰州市改革开放20多年中(除"十五"前三年)的顶峰期,GDP 年均增速达9.12%。

三、1998-2003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1997年,为巩固前三年"软着陆"成果,中央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针对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的新情况,实施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运行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1998年由于遭受国内特大洪涝灾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内商品供求矛盾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从反通货膨胀转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主要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还辅之以产业和贸易等各种政策工具。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年中,又推出了一些其他配套政策,如:增发国债用于企业技改贷款贴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企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以及城镇居民低保对象等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开征利息所得税、鼓励消费信贷、延长法定节假日等;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加大退税力度,支持出口;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优惠,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债投资向中、西部倾斜,支持西部大开发等等。此外,财政政策还进行了分税制和税制改革,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加快"费改税"步伐,扩大中央财政收入,强化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社保基金的支持。在货币政策上,目标是稳定币值,支持增长,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汇率稳定。一是通过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管理,代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二是注重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等多种手段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积极试点公开市场业务,灵活运用利率手段,自1996年以来连续8次降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市场需求;三是发行特别国债充实银行资本金,降低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从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表明国家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以前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上来。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本轮宏观调控背景一致,"九五"初期兰州经济"软着陆"后,到1998年经济一直呈下滑态势,由1996年的9.1%下滑至1997、1998年的8.7%和8.3%,增长率一年滑落0.4个百分点。物价上涨指数也逐年下滑,由1996年的5.7%滑落至1997年的1.5%,98年出现负增长。1999年兰州经济发展出现拐点,自2000年起,一路稳定走高。

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来,兰州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1、基建投资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一、三产升,二产降,城市基础设施状况得到大大改善。基建投资结构在"八五"得到调整的基础上,"九五"初期又回复到以二产投资为主的局面,1996、1997年其比重达到62.37%和57.23%,三产投资比重下滑至37.63%和42.76%,一产维持在0.01%以下。随着国债投资向西部的倾斜,尤其是农林水利、铁路、通讯、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重点加强,兰州市基建投资中用于三产的比重稳步提高, 1998年上升至57.68% ,1999-2003年为69-77%之间,交通运输邮电业投资占三产比重达到33-45%之间,用于一产的比重上升至1.3-5.9%之间。二产比重下降至20-29%之间,投资乘数效应的释放,使1999-200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0.42%,超过同时期全市GDP增速0.78个百分点。

2、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得到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的外延增长逐步向集约型的内涵增长转变。以高新技术对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轻纺、仪器机械、建材等传统产业进行的升级改造,为兰州市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经济效益和实力。2000-2003年全市用于工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占技改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由35.43%上升到75.05%。四年累计投入141.07亿元,年均增长23.23%。工业技改为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业增加值增速在"九五"末期止跌回升,由1998年的5%上升至1999、2000年的7.01%和7.9%,进入"十五"时期摆脱前两年的弱势增长,呈现出逐年加快发展的好势头,2001-2003年工业增速分别达到10.1%、10.84%和11.9%,促使1999-2003年年均增速达9.53%。

3、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有力的拉动了经济的全面增长,避免了兰州市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跌的趋势。2000-2003年经济增长率逐步反弹,2003年达到11%。"九五"时期GDP年均增速8.58%,"十五"前三年达到10.48%,为最高期。三次产业结构也由1999年的5.7:51.7:42.6调整到2003年的4.2:52.8:43,总体上呈现一产降,二、三产升,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结构更趋合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四、2003年下半年以来冷热兼治、双向使劲时期(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面对经济在"十五"前三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部分行业盲目重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以及乱占滥用耕地、粮食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等问题,继发了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工业、投资"过热",农业、服务业"偏冷"的"结构性失衡",出现了一定范围的"油荒"和"煤荒",煤电油运等供应全面紧张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同时为了抑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发展,从2003年8月起,以央行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为标志,国家逐渐加大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型力度。特别是从今年4月份以来,面对物价上涨逼近5%的临界线,国家果断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取向逐渐向"中性"方向转变,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并对市场机制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土地管理等,适当运用一些行政手段。具体包括:

一是加强货币信贷投放调控。央行在去年8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今年4月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同时,央行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向贷款增加较多的商业银行发行500亿元定向票据,收紧放贷能力。出台了加强窗口指导和银行监管的措施,将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起来,要求商业银行一方面严格控制对钢铁等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支持有利于调整结构、扩大消费和增加就业的项目资金需要。

二是围绕产业政策准入,严格用地管理。开展了土地市场特别是开发区的清理整顿。从5月份开始冻结土地审批半年,农转非用地半年内停止审批。停止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和高档别墅、高尔夫球场等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供应。配合做好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工作,严格加强用地管理,防止突击批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对违法违规占地严重的地方,暂停土地使用审批。坚决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

三是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审核,对国家明令禁止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符合环保规定、城市规划、信贷管理和项目审批程序等有关规定的在建项目停建缓建,并视情况进行处理。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中心和各类会展中心、大学城等项目。

四是提高建设项目市场准入标准。将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经济实用房除外)等部分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其中钢铁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5%提高到40%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0%提高到35%以上。并相继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切实按照产业政策和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市场准入标准,从严审核新建项目。

五是强化经济运行调节。加大煤电油运协调力度,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限制不符合产业政策、没有达到市场准入条件企业的用电用油用煤额度。加快能源、电网建设,制定有序供电方案,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的用电需求,充分挖掘煤电油运企业的生产潜力,努力保障重要物资运输。调整煤价和电价,实行新的用电政策。全国范围内提高电价,取消地方出台的优惠电价,对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积极疏导矛盾。组织开展全国资源节约活动,号召把节能特别是节约用电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六是鼓励和扶持粮食生产。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购买农机补贴、农资价格管理、农业税减免、对粮食购销市场全面放开等。
这一时期国家运用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主要向两个方面侧重,既 "防热",控制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适时适度调控回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问题,防止局部过热现象蔓延;又"升温",加大对农业、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避免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与前三次宏观调控不同,本次调控充分体现了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注重实效的方针。1至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4.8%,增幅比前4个月回落8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18.3%,增速比4月份和3月份分别回落16.4和25.2个百分点,投资增长过快势头有所遏制,房地产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势头开始回落,粮食价格趋稳,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减缓。财政支出增速成明显减慢,银行信贷有所控制,贷款余额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增速比前4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应

这一时期兰州与国家宏观调控背景略有不同,结构性失衡问题表现的不明显,也未出现过热现象,但宏观政策影响已开始显现。"十五"前三年兰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9.9-12.85%之间,2003年仅为9.97%,均低于全国,且差距日渐拉大,2003年相差16.74个百分点,年均增幅低于全国7.07个百分点,尚未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现象。2001-2003年全市工业年均增速与三产年均增速相差仅0.26个百分点,2003年相差0.9个百分点,二、三产同步协调发展,而同时期全国工业与三产年均增长相差3.03个百分点,2003年差距高于3年年均增速2.87个百分点,三产增速仅为6.7%,低于三产年均增速0.83个百分点。与全国27省会城市对比分析,2003年除第三产业处于中下游序列,兰州GDP、二产增加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处于下游位置,也未出现"过热"的迹象。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尤其是兰州市经济发展受政策影响明显滞后特点,省市早动手,防患与未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为缓解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如安排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资金,继续推进税费改革,降低和取消了农业税,加大对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为严格控制部分行业出现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兰州市对有关行业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认真清理检查,从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方面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为切实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工作,从严控制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兰州市上述宏观调控效应已初步显现。

1、银行贷款大幅回落,新增贷款短期化特征明显。自4月份起贷款增量减缓,增幅回落逐月加大。上半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78.21亿元,较上年同期少增31.81亿元,比年初增长8.17%,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5.74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比1-4月落差拉大3.66个百分点。5-6两月环比增加贷款同比减少27.89亿元,占上半年新增贷款的35.60%,而上年同期为47.21%。从贷款结构看,六月底工业短期贷款比年初新增27.65亿元,同比增长34.22%,比前4月增幅回落15.92个百分点;中长期新增贷款28.24亿元,主要重点支持电力、公路、电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居民住宅开发项目等,同比下降37.62%,比前4月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其中基建贷款上半年降幅比前4月扩大43.37个百分点,技改贷款增幅比前4月回落5.72倍,增加额度占新增贷款比重比前4月回落1.53个百分点。技改贷款大幅回落将会给企业今后结构调整带来资金约束。

2、土地市场严格审批,主要影响全市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尤其是后期影响较大。截至5月底,全市各类开发园区由22个撤消、合并为6个,使违规设立、违法圈地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同时,作为建设项目载体的土地,今年缩减用地规模,半年内停止土地审批,对于对土地依赖程度较大的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影响较大。2003年,在全市土地购置费中,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分别占33.63%和45.36%,更新改造仅占15.76%。上半年基建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购置费分别占全市的31.89%和58.77%,更新改造与2003年持平。基本建设购置费同比下降33.13%,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0.37%。土地规模的缩小影响了全市投资规模。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前4月回落15.29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回落21.87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回落7.3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中住宅和办公楼投资比重比上年略有下降;更改投资上升1.58个百分点。土地市场的从严审批,对于下半年即将举办的"兰洽会"和以项目促发展的兰州而言,会导致部分新增项目无法立项,部分招商引资项目无法签约,影响新开工项目上马和后期项目储备,进而影响全市后期投资与经济增长。

3、宏观调控的重点工业行业增速减缓,产成品库存上升。受国家宏观调控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建材制造业上半年同比增长13.85%,低于全市限上工业增速6.2个百分点,比1-5月回落4.03个百分点。1-5月产成品库存45.03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5.49%,其中主要集中在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2.28倍和50.56%。从短期看,受煤电油运及资金紧张和国家对部分原材料能源的调价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的生产、销售及效益会受到一定制约,但从远期看,部分行业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以及对能源的加快建设,将会抑制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以及产能盲目扩张的企业,减缓企业竞争力,对于以重型、资源型、基础产业型为主体的兰州工业而言,优势企业规模将会得到扩大,结构会得到优化,效益也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上游产品原材料供应紧缺状况会得到大大缓解,全市工业发展前景看好。

4、部分生产资料价格逐月下降。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兰州市钢材、水泥等部分生产资料供需矛盾得到缓解,出厂价格开始逐月回落。上半年全市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107.34%,涨幅比1-5月份回落1.11百分点。但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仍然较高。1-6月普通大型钢材、焊接钢管和电炉硅铁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5.66%、12.95%和48.63%。

5、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农民现金收入呈现两位数增长。粮食播种面积受蔬菜、瓜类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上升的结构调整和建设征地等影响有所下降。据统计,2004年兰州市夏粮播种面积为125.39万亩,与上年的127.8万亩相比,减少2.4万亩,减幅1.88%。为了弥补夏粮播种面积减少的损失,加快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开发,优质高效农作物比重提高。今年兰州市完成优质农作物播种面积 77.93万亩,占已播农作物面积比重28.58 %,比上年提高4.11个百分比。其中优质粮食播种面积55.98万亩,同比增长20.13%。由于今年优质专用小麦、优质加工型马铃薯售价高,比较效益较好,农民种植积极性较高,两者的播种面积大幅上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0%(增幅分别为37.42%和42.84%);优质专用玉米6.63 万亩,同比增长15.3%。预计夏粮总产可达23.18万吨,增长3%左右。夏粮平均亩产184.86公斤,与去年相比单产增加8.76公斤,增长4.97%。由于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同时农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扬也激发了农民种养殖的积极性,确保了农民的增产增收。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996元,同比增长10.5%,为近几年来最高。伴随"三补一减"措施效应的逐步显现,预计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会有一个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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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www.gsjsw.gov.cn/html/rkzlyj/21_19_01_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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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2-11
2006年国家为了支持经济高速发展以提高就业率和拉动消费,通过加大货币的供应以支撑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增长,同时也避免了能源价格高启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2007年国家开始重新考虑能源使用结构的失衡,造成我国在能源方面处于被动局面,而重新调整了市场对能源方面的利用引导。也调整了这方面的政策。以求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同时由预测石油不可能在进益步的拉高,中国在进行宏观调控后,能源类使用有所优化,对能源的紧迫需求也在逐渐的趋缓,能源价格走势在今年会有所回落。

也可以说从目前的经济数据上可以看出,过的宏观调控基本到位。现在应该是开始避免经济发展过于急噪,以免市场造成产品供应过剩的危险,也减少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顾虑。

因此国家可能在第一极度实行货币供应紧缩政策,以调整市场的发展水平,实现国家的产业调整步划做准备。目前国家的默许人民币上涨3%,甚至更高的水平。下半年有可能调高利率等,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市场国家产业的优化,调整产业的低级结构,以避免市场的供过于求。

在这一轮的周期性产业发展转变中,将会出现新的高速发展的行业,原来高速增长的行业在进入高峰后,将稳步下调。产业进入周期性轮换角色来支撑新一轮经济的增长。

投资者应该重新审视自己手上的行业股票,重新分析自己手上的头寸是否与经济发展同步,以达到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2个回答  2007-12-19
国家是一切以防通膨为目标,但我觉得因为中国现在的利益集团要说彻底绑架政府没这能力,但把政府和自己拴一块问题不大。而且现在的状态有点不受控,把马牵到河边了,喝不喝水还要看马自己。再者政策有一定延迟性,政府在一着急,使劲下猛药,马不喝就把脑袋按水里淹死了。没准就通膨变紧缩,来个硬着陆。
其实这种形势很难预测,因为有人为参与,不管预期对不对都会被改变。
第3个回答  2007-12-1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 两大政策的经济学背景分析
• 财政政策基本理论与实践
• 货币政策基本理论与实践
• 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
(一)两大政策的经济学背景分析
•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属政府的宏观间接调控措施,其运用的根据直接源于经济学的发展。

• 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仍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

• 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
•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经济学家们逐步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
• 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的《通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证明。

•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家庭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个体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它研究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就业总人数、价格水平等,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其“研究工具”则是“总供给”与“总需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均属总需求管理政策。
(二)财政政策基本理论与实践

•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体现为借助财政收入、支出的变化调节总需求水平,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1929—1933年欧美经济大萧条中,凯恩斯提出通过扩大政府开支、赤字预算为内容的财政政策来增加总需求,从而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
• 财政政策类型:总体上看,财政政策可分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和自动稳定器财政政策。

•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相应采取变动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措施,以消除经济波动,谋求实现稳定增长的目标。它不是自动发挥作用的,而是一种人为的政策调节,需要依靠政府对客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该类政策又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
• “自动稳定器财政政策”不是政府斟酌经济形势变化后所决定的,而是一种非人为的自动调节。它的效果取决于三个制度性因素: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起征点;税率的累进程度、转移性支出的规定条件。

• 财政乘数:财政乘数包括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是指因政府购买物品和劳务支出以及公共投资支出的增加(减少)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减少)的倍数;“税收乘数”是指因政府税收的增加(减少)而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增加)的倍数;“平衡预算乘数”是指政府支出和税收的等量变动而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动的倍数。

• 中国近年来财政政策实践
根据“赤字绝对额”或“赤字占GDP比重”,我国近年来财政政策状况如下:
2002年—2004年: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
2004年—2006年: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
2007年至今:中性财政政策。

• 特型财政政策只是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手段,只能在特定情况下短时间实施,而中性财政政策则为常态,可作为中长期政策取向。中性财政政策并非不作为的财政政策,如果设计和操作得当,不仅可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短期困难,而且可以着眼长远,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三)货币政策基本理论与实践
•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作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
• “货币供应量”是一个社会现实存在的货币量,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操作对象。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货币供应量包括硬币、纸币、银行活期存款,而广义货币供应量在狭义的基础上再加储蓄、定期存款。

• 中央银行
19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货币发行大都分散在各个商业银行进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有一家银行能够垄断货币发行。由于这些发行银行集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逐步成为各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者,并在整个银行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后来,人们把这种发行银行称为中央银行。最早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是英国。

中央银行职能:
1、发行的银行。各国中央银行最基本的职能是掌握货币发行权,负责调节货币流通。
2、银行的银行。集中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为商业银行提供清算服务。
3、国家的银行。

• 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
货币政策由三大要素组成: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政策、法定准备金制度;
中间目标:准备金、货币供应量、利率;
最终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

• 货币政策的“时间差”
从货币政策启动到最终目标实现止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差”。如果该“时间差”只是时间较长的话,这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会产生致命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货币政策的时间差有很大的变异性,最短的为半年左右,最长者达到20个月。判断货币政策作用的“时间差”对于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货币政策时间差可分为三大类:内在时间差、中期时间差、外在时间差。“内在时间差”:自经济现象发生变化,需要采取对策加以矫正,直至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工具为止。该过程又可分为“认识时间差”和“行政时间差”;“中期时间差”:自中央银行采取行动以至对金融机构发生影响,使金融机构改变其利率或其信用情况,以便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力的时间过程;“外在时间差”:自金融机构改变其利率和信用供给量后,以至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过程。
(四)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
• 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各有其特点,两者无法相互替代,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做到两大政策的相辅相成。具体原因如下: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范围的不同要求两者必须协调配合;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两者协调配合;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滞性不同要求两者协调配合。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具体情形
1、在货币政策收效不明显的严重萧条局面下,财政政策则显得比较有力,如扩大财政赤字、支持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则相反,因改变税法需要时间,如果采用增税等财政政策,就不可能具备货币政策所具有的灵活性。
2、假设一个国家处于衰退之中并且希望尽快从中恢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扩张性很强的货币政策有可能使经济恢复,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阱,于是,扩张性较弱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较强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就显得十分必要。

3、在政府和私人的需求大到足以产生极强的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原则上说,只要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充分控制需求,但是,如果财政政策仍然是高度扩张的,就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必须有紧缩的财政政策加以配合。
4、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可以单独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投资,但是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到一定条件下,可能抑制私人投资的发展(“挤出效应”),从而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配合以货币政策的扩张作用。
五、政府管制
• 政府管制的基本含义
• 政府管制的方法
• 传统管制方法的局限性
• 政府管制的创新:激励性管制与协商性管制
(一)政府管制的基本含义
• “管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并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为防止私人部门在做出决策时未充分考虑诸如公平、健康和安全等公共利益而对私人部门进行的监督和控制活动。与政府宏观管理相对,政府管制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通过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来实现对市场经济生活的比较直接的干预。
• 从本质上讲,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管制活动是一种政治行为,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性质的认识、制度的设计、方法的选择都会从根本上决定这一职能的效率。

• 对政府管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市场失灵的程度来提出管制思路,形成一系列对经济性活动进行管制的方法,如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对外部性的管制,等等;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即首先确定公共治理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然后再进行管制,这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性管制上,比如确保健康、卫生、安全的管制,防止公害、环境保护、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福利服务和保护文物的管制等方面。

•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外政府管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心放在经济性管制上,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经济性管制已出现放松而社会性管制却呈日益加强的趋势。而在我国的理论与实践中,目前仍有“重经济性管制、轻社会性管制”的倾向。
• 植草益依据日本的实践,提出了社会性管制范围:确保健康和卫生;确保安全;防止公害、保护环境;确保教育、文化、福利。
• 美国的社会性管制范围较窄,包括:健康、安全、环境保护。

• 我国学者按照管制对象将其分为:对健康卫生方面的管制(包括对食品卫生、广告管理、药品管理、医疗机构管理、医疗事故处理、传染病预防、毒品、水道、废弃物的处理及清扫等方面的立法和行政管制办法);对环境污染的管制(控制大气、固体、液体等污染排放物);安全方面的管制(保护消费者权益、产品质量及标准化、确保交通安全、矿山安全、劳动安全等立法和行政管制办法);公益性活动的管制(教育、文化、福利等方面的立法和行政规制。

• 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水平与全社会的要求仍有相当的距离,诸如矿山事故、食品中毒、假药问题、流行病失控爆发、全国水域水质普遍下降等情况频繁发生。据有关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水污染、大气污染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达40多亿和500多亿美元。
(二)政府管制的方法
• 基于市场机制,通过激励手段来实现管制目的的“激励性管制”方法;
• 通过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协商来实现有效管制的“协商性管制”方法;
• 基于政府主导模式的,通过强制性指令来实现管制的“强制指令性管制”方法。
(三)传统管制方法的局限性

• 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
有效的管制需要政府有充分的关于管制客体及客体所在系统的信息,政府掌握的信息越多,管制的效率就越高,管制机构的一个主要活动是收集信息。然而传统管制方式及管制理论中并非充分考虑信息非对称性的存在。信息的非对称性降低了委托人(管制者)对代理人(被管制者)的监督效率。
• 管制目标的偏离问题
传统的政府管制公共利益理论假定政府管制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来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然而,Stigler为代表的政府管制俘虏理论对这个传统提出了挑战,并指出,政府应该做的和实际做的往往不一致,管制者会追求自己的利益。

• 管制成本问题
传统的理论并没有过多地考虑管制成本的问题,实际上,管制成本随着管制领域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增加。管制成本包括了管制者实施管制的成本以及被管制者的成本(寻租成本、因管制而受的损失、管制滞后带来的损失)。
(四)政府管制的创新:激励性管制与协商性管制
• 激励性管制
在传统的管制模式下,管制客体的生产效率太低或成本太高。因此,管制客体需要激励,管制的任务就是通过有关的激励措施来消除各中非效率的现象。“激励性管制”就是通过给予企业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

• 协商性管制
激励性管制仍然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相对于管制者,被管制者仍然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如果能将被管制者从被动的角色转化为主动的角色,就更能提高管制的效率,协商性管制恰好实现了这一点。“协商性管制”是指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就如何管制进行充分的、正面的协商,共同制定管制政策的一种互动性管制形式。1992年,荷兰环境部与电力部门就减少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量达成协议,最终实现了很好的管制效果。

七、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
• 前言
• 公共选择理论基本内容
• 投票决策规则的具体分析
• 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实践
• 中国实践中的政府失灵现象
• 小结

(一)前言
• 在当代,政府的作用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所指出的:“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做这些事情。”

• 一般认为,市场机制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这正是政府从多方面介入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理由。事实上,政府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能做到这些呢?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有限信息、官僚主义(认识时滞、决策时滞、执行和生效时滞)、对私人市场反应的控制能力有限。
•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认为政府完全能胜任弥补市场失灵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基础上:政治人和经纪人是截然分开的。

• 经济学家越来越认为,市场虽然有时不如人意,但这并不说明政府就会做得更好。为了对这一观点作出判断,我们必须对政府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考察,而这正是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西方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分析的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 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的布坎南于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理论对政治决策过程独特的分析揭开了政治决策过程神秘的“面纱”,为人们了解民主政治决策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 公共选择的理论主题与政治学是一样的,有国家理论、投票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员政治,等等,但其使用的却是经济学方法。像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公共选择理论完全承袭了经济学的假设和研究方法,只是其研究的环境是非市场的政治领域。

• 公共选择理论是在对国家干预政策的有效性深表怀疑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国家干预的各种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探讨,以期检验进而改善国家机构的作用。
• 在公共选择论者看来,国家干预政策的失误主要在于政治决策过程。该理论粉碎了政府无私的道德神话,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概念。公共选择理论对国家或政府行为表现出一种“忧郁的心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共选择论者对自由经济的向往。

• 值得一提的是,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政府很不信任,信奉并极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马斯格雷夫是西方战后公共财政学的创始人,认为市场存在失灵,提倡通过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不过,尽管布坎南是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其最近对市场机制的运用也有所怀疑。

(二)公共选择理论基本内容
• 选民
公共选择论者认为:①选民是理性的经济人,其投票与否以及投谁的票要建立在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上。在权衡损益后,选民的理性行为将使他不去搜集信息,保持对政治、政党和候选人的“理性无知”,并且决定不去参加投票;②进一步看,选民越多、选民越一边倒、选举越不重要、候选人观点越相近,则投票率越低;同时,高收入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政府雇员以及白领工人参与投票的积极性要大于另一些阶层;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参加公共选择时,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而是选择自己 “最不喜欢”什么。

• 政治家
公共选择理论者认为,政治家不一定会按照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福利的原则行事,他们在国会投票并表态时所琢磨的是选民们将会如何报答他们,大多数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是争取选票当选。
政治活动同市场活动相似,也存在竞争,利己主义政治家也会作出利他主义的举动。然而,政治竞争往往是不完全的,政治家们可以从强有力的少数集团手中比从松散的大多数选民手中获取更多的选票,结果,他们并不总是持有大多数人的观点,而是与任命官员和特殊利益集团形成“铁三角”,联合起来操纵立法。

• 政府官僚
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由政府官僚机构生产的。公共选择论者认为,政府官僚们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最大预算规模是他们的目标函数,而官僚机构对公共物品生产的垄断以及主管人(议员、政治家)对官僚们缺乏控制使得官僚们的目标的得以实现,进而导致官僚机构效率低下、官僚们提供比实际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扩大官僚机构的规模,并且从这种扩大中得到更多的权限、薪金和晋升。尤其严重的事,政府部门不仅是低效的,而且往往是失职的,对此,美国学者托勒逊等人进行过富有成效的调查和研究。

• 特殊利益集团
公共选择论者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往往会同当选议员、官僚形成一个“铁三角”,即议员批准一项目、官僚实施这一项目,他们均从中获益。
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左右议案的表决,主要在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向“理性无知”的选民们免费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信息、竭力鼓动选民支持自己、向政治家或议员游说并提供他们所缺乏的专业技术信息、给予政治家或议员们政治资助、与其他利益集团相互捧场、互投赞成票。

• 投票决策的规则
政治决策中的投票规则主要有全体一致规则和过半数规则,现实社会生活中比较通行的是过半数规则.

• 宪制经济理论
针对现存的公共选择规则存在的问题,布坎南等宪制学者认为应该改变决策规则.
宪制经济理论认为,经济政策的好坏不在于经济学家的建议,而在于对政策制定的规则约束与规则约束下的政治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规则变革的优先原则:

(1)与政治规则相比,优先选择经济规则.
“市场有可能失败,但政府一定失败”已成为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的一个基本理念,他们认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
(2)与较低层次规则相比,优先选择元规则的变革.
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中,规则可分为元规则(宪法确立的规则)\法律规则\各种具体规章条例细则等三种.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学者主张对元规则即宪法进行变革
(三)投票决策规则的具体分析

• 政府机制的特点
市场机制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价格机制,而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机制与市场机制有很大不同。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间接民主政治制度,即由公民个人投票选举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对公共预算进行表决。于是,个人决定如何花费自己的钱与国会决定政府如何花费公众的钱的方式就截然不同。议员在投票时应考虑选民的意愿而不是仅仅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行事,为了决定如何投票,他们将面临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选民的意愿;由于选民的观点会有区别,他们还得在这些观点之间进行权衡以做出最后的决定 。

• 多数票决策制度
多数票决策制度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中,获得多数选票的那个方案取胜。
(1)典型的纳税人如何投票(以其对公共支出水平的态度为例)
纳税人的收入和税收制度是影响个人对公共支出水平的态度的重要因素

(2)中间投票人
假定政府实行统一征税,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有三个纳税人R、M、P,他们的收入水平分别为较高、中等、较低,他们认为满意的最佳政府支出水平分别为Gr、Gm、Gp,显然,三者呈递减趋势。
现在由这三个纳税人对这三个方案进行表决,我们发现,结果为收入水平居中的M最满意的Gm获胜。
上述结果具有一般的意义:当在多数票决策制度下对不同的公共支出水平进行表决时,均衡的结果必然为中间投票人最赞成的支出水平。

中间投票人是中等收入的人,中间投票人的收入不一定等于所有投票人的平均收入,如果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中间投票人的收入变化,那么即使平均收入不变,也会改变对公共支出水平的最终的决策结果。
(3)多数票决策均衡的无效性
由于在多数票决策机制下,中间投票人的需求决定支出水平,为了分析这一支出水平是否有效率,我们只须将中间投票人的需求情况与效率条件进行对比。
(四)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实践

•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的是具有发达的市场机制和存在多党竞争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民主政治决策过程,与我国的公有制为主体和市场机制尚很不发达的民主集中制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是很不相同的。它能否为我国所借鉴?进而,能借鉴什么内容?

•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能否借鉴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领域统一起来分析,弥补了政治制度分析的空白,为解决一些经济难题,如财政赤字、政府预算流入特殊利益集团、经济滞账等,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财政学中应该具有的一种分析视角和工具;另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存在众多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对政治的要求已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我们不能不考虑他们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因此,根据我国国情,有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治决策过程、政府本身进行“公共选择式”的经济学分析,这种方法论和研究视角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 借鉴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几个方面
1、注重政治制度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政治制度应该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使两者互相适应。比如财政问题,若仅仅按照原来的开源节流的思路,是远远达不到振兴财政的目的的,尽管这也是必要的手段。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统一国家财政,财政收入制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支出制度做到预算安排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其实,这里强调的是“法治”。
2、注重政府机构的改革(略)
3、注重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举例)

(五)中国实践中的政府失灵现象(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例)
• 美国经济学家哈米德•豪斯塞尼:我更主张,并非所有政府失灵都是由政府公务人员自私的动机造成的,欠发达国家在力图实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政府失灵可以有多种原因予以解释,如政策制定者个人主观认知的困难。

• 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失灵”
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中政府作用更加显著。在农业生产中,政府的政策安排偏颇或政策运行中政府行为不当,就会形成政府失灵。多年来的实践显示,政府失灵已严重影响了新时期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于是,纠正政府失灵对进一步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表现在:产品交换政策安排的不平等;政策支持领域安排错位;缺乏WTO规则中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安排;金融改革形成了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压抑;政府转嫁职责,限制了农户调整生产结构的投入能力;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操作上的随意行为突出。
小结
• 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都存在缺陷,但二者又都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调节手段。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所说:综观经济政策演变史,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实践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人类有时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有时却又希望政府能进行适当的控制。
• 可喜的是,我们看到,经济学家们一直并仍在努力地工作着,他们不断地从市场机制以及政府机制各自内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4个回答  2007-12-11
这个不问题不能让“专家”来回答。
但不是专家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没有深度和说服力。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什么东西都涨价了。
尤其是能源类以及生活必须品未来还会涨价。

要说影响,那就是美国会越来越卡中国的脖子。
中国70、80后一代人日子不会好过。
现在中国就是要牺牲这一代人的财富来平衡整个社会。
有能力要挺过去,没能力的也要挺!

参考资料:自己

第5个回答  2007-12-11
近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了明年经济形势并提出了若干指导意见,会上指出,明年的首要目标是严防经济过热、严防通货膨胀。
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一段特殊的转型时期,从高增长低通胀转变成高增长高通胀。让我们回首十年前,九七年的时候,何曾能够料到接下来中国将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可能从亚洲金融风暴中挺过来,结果中国不仅毫发无损,还把GDP做到了世界第四的位子。在这段时间里,经济一直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而通货膨胀率极低,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奇迹,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和德国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情况,甚至连持续的时间也差不多。

低通胀会最终转变成高通胀,这是必然的。因为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加大了消费需求,此前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勤劳工作,把钱都存起来,而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能够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这时即使货币供应量增加也不会有物价上涨的情况发生,因为商品供应大增,而消费需求不大。可是形势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观念逐渐改变,储蓄不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反而消费成了时尚,这点从信用卡的日渐普及上可见一斑。

13亿国人的消费是极为可观的,但也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在上涨。我们发现涨价的东西主要是资源(金属、煤炭、石油等)、房价和粮食,其他商品不仅不怎么涨,反而有下跌的趋势。仔细考察一下涨价的东西,我们发现这全都和土地有关,房子要造在地上,粮食要种在田里,铜要从山里挖出来。我们差不多已经抓到了高通胀的本质,那就是土地的供应是不能无限扩大的,其他任何商品都可以做到几乎无限供应。日本当年也是这个情况,他们能够把电视机、冰箱和轿车做到要多少有多少,但土地始终只有这些。

中国高通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美国人多年来享受着中国廉价商品的好处,这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但他们是用美元购买,中国央行不得不把赚来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这使得中国市面上充斥着人民币,把美国的通胀引入了中国。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人民币升值一次到位。有人担心如果美国人无力消费中国货,中国经济将出现麻烦,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这将给中国带来最好的发展机遇。美国人能用的商品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用吗?凭什么美国人减少消费,中国的工厂就要倒闭?

阻止中国人尽情消费的最大因素是农村收入太低和城市房价太高,这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之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适当减少耕地面积,并在多出来的土地上建造更多的住房,把房价降低。农村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如果城市房价降低就会有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走进城市。因为农民减少了,就有可能在农村实现农业机械化,于是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就能提高。如果实在担心粮食保障问题,可以动用正在逐渐贬值的美元外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农产品期货,通过现代金融的方式保证中国人的粮食供应。
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从古至今就是土地的问题。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个问题妥善解决,那下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十年又将在中国呈现。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12月2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10次,也是本轮经济周期以来第14次上调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使得准备金率达到了14.5%,创二十余年历史新高。此前,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明年将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因此市场普遍预期近日就会加息,但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人们预期中的加息没有出现,存款准备金却大幅提高了。在笔者前期的专栏中已经预计到存款准备金率将继续上调,见《解读存款准备金》,现在央行的行为更加确定了笔者的这一观点,即:以后将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上调的方式而非加息的方式来实行货币紧缩政策。

可能有人还不太明白利率和准备金的关系,通俗的讲,利率就是货币的租金,就像房租那样,按照目前存款每年3.87%和贷款每年7.29%的利率来算,银行向你借一万块钱,你每年拿到的租金是387元,你向银行借一万块钱,你每年付出的租金是729元。由于利差巨大,所以中国的银行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容易赚钱的银行。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前几年还坏帐缠身的银行,突然间一个个都“容光焕发”起来,其实原因就在于众多“房奴”向银行贡献了大量的利润,这些人是最优质的客户,省吃俭用也要还钱。也正因为这个利差太大,银行都想方设法要把钱贷出去,这使得市面上人民币充斥,流动性泛滥,房价暴涨。加息可以将货币的租金提高,于是钱就不太容易流到市面上,因为很多人会选择把钱存银行或不向银行借钱,但加息有几个很大的缺点,第一,由于存贷款的利差仍然存在,银行还是想方设法要把钱贷出去;第二,很多海外投机资金认为人民币要升值,于是都涌入中国,现在利息还加了,这更加让他们高兴不已,因为获利率又提高了;第三,对于众多按揭贷款的老百姓来说,加息无疑是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这还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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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准备金同加息相比就好得多,准备金是指各家商业银行要把一部分钱存在中央银行里,相当于保障基金,将来万一发生挤兑事件,银行有足够的钱应对。提高了准备金率就相当于商业银行手中可供出租的钱减少了,这让他们想贷都没法贷。显而易见,这对银行来说是很大的利空,对于完全依赖银行的房地产业来说也是个大利空。对那些正在还按揭贷款的老百姓来说,倒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对于股民来说,其影响很有限,毕竟大家用来炒股的钱都是自己的钱,银行可不会借钱给你去炒股。对于那些炒房的投机客,明年的房价涨幅很有限,因为接盘的人贷不到款了,想要抛都难。对于房屋中介来说么,准备好过冬的被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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