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是由女性主义与生态学思想结合产生的。它相信导致压迫与支配女人的的社会心态，是直接关联到导致滥用地球环境的社会心态。
生态女性主义从批判西方现代世界观（worldviews）中的等级二元论及统治逻辑着手，指出这种男性中心（androcentric）、分析性（analytic）及机械论（mechanistic）的“科学”世界观如何造成西方男性同时对自然、女性（及不同族裔等）的压迫，并指出这种种不同的压迫怎样因男性统治/主导（male-dominant）的心态纠结在一起，视女性/自然同为他者，以至她们认为解放女性/自然被歧视的运动必须同时被认知及进行。
由于这种认识把女性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紧缚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者遂视尊重自然的前现代（pre-modern）世界观中的古老智慧为宝贵的理论资源。前现代的世界观把自然看为整全的（holistic）有机体（organism），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immanence value），相信人与其它物种、大地的价值是平等的，而且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略述不同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不同使用这些古老智慧融入她们对男性中心世界观的批判及对解放自然/女性的策略中。 第一，女性更接近于自然；而男性伦理的基调是对自然的仇视。自然与文化的两分，生理（动物）世界与社会（人类）世界的分离，男女两性的区分，以及跨文化的观点，将女性与自然、繁殖、物质、它者性归为一类；将男性与文化、生产、形式、自我性归为一类；这是西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贬低和强奸自然和女性寻找合理性。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自然世界与女性主义精神的结合。它认为应当建立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尽管生态运动不一定全是女性主义的，但是任何深刻的生态运动，其性别化程度是令人震惊的。它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深刻的生态学意识是一种女性意识，或者可以说，生态意识是一种传统的女性意识。生态女性主义者关注着地球上生态的严重破坏，森林消失，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对此感到痛心疾首。她们说：“我们在和自己作对。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把其它造物视为仇敌，很久以前我们就已放弃了自我。”生态女性主义提出：“对地球的一切形式的强奸，已成为一种隐喻，就像以种种借口强奸女性一样。”
生态女性主义者格里芬（Susan Griffin）指出：“我们不再感到我们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把其他造物视为仇敌。森林消失，空气污染，水污染……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放弃了自我。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毁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肉体，甚至我们的遗传基因。”
第二，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并无上下高低的等级之分。人们的社会状态是种族分隔、性别分隔的。人们都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甚至没有感觉到它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这种世界观认为，存在是分等级的。在这个等级体系中，上帝这类纯精神是最高级的，而生长在地球上的生命是低级的；在所有的生命中，人又是最高级的，以下依次是动物、植物、山、海和沙；在人类当中，白种男性是最高级的，以下才是其它种族和性别的人们。而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反对对生命做等级划分。
第三，一个健康的平衡的生态体系，其中包括人与非人在内，都应保持多样化状态。消费市场把人们的文化兴趣搞得千人一面，既浪费资源，又无趣。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应当发起一个反集中化的全球运动，既照顾到人们的共同利益，又要反对某些消费形式的统治和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实际上是一种暴力形式。而生态女性主义就是这个运动的潜在力量之所在。
第四，物种的幸存使人们看到，重新理解人与自然（自身肉体与非人自然）关系的必要性。这是对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理论的挑战。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二元对立的理论，反对将人与自然分离，将思想与感觉分离。概括地说，生态女性主义所主张的是按照女性主义原则和生态学原则重建人类社会。它强调所有生命的相互依存，将社会压迫与生态统治的模式两相对照。它是对全球环境危机的女性主义回应，主张积极改善女性与环境的状况，并且认为这两项任务是息息相关的。 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发展的概念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发展这个概念是基于西方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关于经济进步的概念而形成的，以为变革必须走线性发展的道路。从文化角度上讲，这个概念具有局限性，但却被奉为神明，在全世界通用。它不仅带有霸权主义特征，而且与女性运动所强调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女性运动的价值是去听取无权者的呼声，尊重差异性；而发展概念不重视个体，不重视社区层面，只是从经济角度评估人类与社会的进步，却不考虑诸如文化、社会、政治、精神等人类的贡献。她们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如果两性差别能被考虑在内，发展计划的实施一定会取得巨大进步。经济发展应当顺应女性日常生活的情理，不应当一味追求竞争和侵略的精神；男性和统治制度应当改变自己，应当富有责任感、教养、开放思想并且最终放弃等级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中最极端的观点是从根本上反对发展的，它将发展作为西方男权制的举措加以抨击。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发展一直是个后殖民主义的举措，是全世界对西方殖民主义进步模式的被动接受。发展理论有一个假设，即西方的模式是在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其主要特征是工业化和资本的增殖。然而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西欧的早期工业发展导致了殖民力量的永久统治和地方自然经济的毁灭。她认为，资本的增殖离不开殖民主义，资本的增殖所带来的是贫困和剥夺。商品化的经济发展还会在新独立的国家制造出国内的“殖民地”。发展于是成为殖民化的继续，它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或排斥之上的，是建立在对它种文化的剥削之上的。发展会造成女性、自然和处于不利地位的文化的毁灭。正因为如此，第三世界、女性、农民和部落民不断力图从“发展”下争解放，就像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争取解放一样。
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发展本身已成为问题；女性的“欠发展”不在于对发展的参与不够，而在于她们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得到利益。经济增长是新殖民主义，是从最贫困的人们的手中剥夺资源，是国家的精英取代殖民者以国家利益和提高GNP为名在强大技术力量的武装下所进行的剥削。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全都贫困化了，女性尤甚。据联合国的调查，在世界范围内将男性和女性加以比较，在接近经济资源、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女性的相对地位都有所下降，而工作负担却在增加。女性的相对和绝对健康状况、营养和受教育程度都下降了。她们提请人们关注一个普遍的事实：女性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工业化、都市化和货币经济带来了森林、水源和空气的污染，它给女性带来的是直接的伤害。举例言之，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可能会由于环境的恶化而加重。在印度的一些地方，女性用90%的劳动时间做饭，其中80%的劳动用于打水和拾柴。由于水源和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女性打水和拾柴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致使她们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大大增加。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不幸的根源在于，发展是在毁灭自然资源；生产和增长的概念是男权制地球上每个人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役使了50个奴隶，与每人维生所需要的3600卡路里相比，多消耗了20倍的能源；而一个美国人与一个尼日利亚人相比，又多消耗了250倍的奴隶。热力学第二定律警告人们，对能源的一切消费都会在远期威胁人类的生存。这是一场人类长期生存与短期过度生产、过度消费之间的争夺战。它通过将土地、水和森林从女性的掌握和控制中拿走，毁掉了女性的生产活动；同时也毁掉了这些资源。性别统治和男权是最古老的压迫形式，在发展的规划中，它以新的和更加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男权制把破坏当作生产，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他们将被动性视为自然和女性的天性，否定了自然和生命的活动。因此可以说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的是新形式的统治。
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和两种不同的增长，即良性发展与恶性发展（maldevelopment）；后者常常被称作“经济增长”，它是由GNP来衡量的。著名生态学家波利特（Porritt）曾这样谈到GNP：即使是传统的经济学家也承认，用GNP来衡量进步是无用的。GNP度量所有货币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而其中许多产品和服务并未给人带来利益，而是对做错了多少事的度量；在防止犯罪、防止污染以及在官僚机构上增花的钱，也全都计入了GNP的增长之中。因此，GNP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财富和福利的增加。有时，GNP的提高标志着真正财富 （自然财富和为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生产）在急剧下降。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在恶性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价值降低了，原因在于：第一，她们的工作是与自然进程同步的；第二，一般来说，为满足维生需要所做的工作贬值了。女性主义的原则将会改变恶性发展的男权制基础，它所主张的是与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发展，而不是与破坏联系在一起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人为中心的过程，因为人既是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