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黄俊英是天生一对的相声搭档
记者：听说你是一个“杂家”？
杨达：（笑）50年代未，我除了唱民歌外，还曾着手在“北艺南移”方面下工夫，开始移植某些外地曲艺形式，用以丰富广东曲艺的表演，此中包括莲花落、花碟、金钱板、评书及相声等等。
早在五十年代，广州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便陆续尝试用广州方言表演北方的主要曲种——相声，但在舞台上演出则属少见。1958年全国曲艺汇演，黄俊英汇演回来，也学了一个相声段子《文化水平》回来，并在福建的慰问表演中受到好评。当时我在广州也与专业曲艺演员关楚梅表演相声段子《维生素》受到好评。黄俊英回到广州后，在他原来的搭档的推荐下，我们开始合说相声并一举成功，从此，我们合作了30多年。
粤语相声与北方相声除了方言特点之外，其实技巧都一样，要娴熟地驾驭“说、逗、学、唱”这相声表演的“四功”。
记者：人们说你和黄俊英是“梦幻组合”，你怎么看？
杨达：不仅仅是“梦幻组合”，还是天生一对。我们之间的默契，夫妻也不过如此。我和黄俊英就像一家人一样，我看着他结婚、生儿子。他的妻子熟到常常叫我“死仔达”。
记者：上世纪70至90年代，你与黄俊英是广东各阶层群众“朝见口晚见面”的明星，录音机、电视机、戏院里，不绝于耳地响着你们两人的相声。你有一句相声中的口头禅也曾经很流行。
杨达：（笑）“岂有此理”！这句“岂有此理”口头禅当时确实有很很多人跟着学。此外，相声《打破常规》中“我中意食鸡肶（鸡腿）捏，你中意食鸡屎忽（鸡屁股）……”每次都让观众笑爆肚，这些词的咬字吐腔和表情动作，也有不少人一边跟着学一边抱着肚子笑。可以说，中国人经历过不能笑、不敢笑、不愿笑的“十年浩劫”，之后便特别需要笑了，我们是“乘势而起”。
长期以来，我和黄俊英的粤语相声，只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综合晚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82年春起，我们打起“广州相声艺术团”的旗号，独立于曲艺之外，整台晚会均以相声为主，让喜欢相声的群众入场“笑餐饱”。那时，我们比较受欢迎，表演从早到晚，全部爆棚，下台后，有人递毛巾擦面，有人捧饭盒过来让我吃饭，但饭吃不了几口，一句“开场了”，我们就只能丢下毛巾、盒饭登场。即使在繁忙的演出之余，我们总参与相声段子的创作，“自己写、自己演”，才格外得心应手。
记者：听说你们的相声录音都是在现场录制的。
杨达：我们在表演中，不少相声的“包袱”（笑料）是临时爆出来的，过后再进行研究和修改，一直讲到“爆了肚“（定了型），才进行录音。相声一定要有观众互动，所以我们从不去电台录音，都是电台将录音设备搬到现场进行录制的。一次录得不好，下次再讲再录。
记者：你们讲的是粤语相声，不但走出国门，在国外也受到热捧吧？
杨达：1978年，我和黄俊英的相声通过电台的播送，远传到港澳地区，并引起强烈的反响。1985年和1986年，我们先后两次随团到香港演出，使方言相声第一次登上香港艺术中心和大会堂这样的“大雅之堂”。1987年，我们随团赴美、加两国的十个城市演出，当时，我们的相声放在压轴的位置上，有人担心能否“压住阵脚”。我们上台后，三言两语的相声“垫话”，就使全场静了下来，接着是连续不断的、此起彼伏的笑声，到终场时，掌声和喝彩声如雷贯耳。一名笑得前仰后合的外国灯光师曾对人说：“那两位先生的演技是一流的，他俩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但他们的表情和动作却是那样明白易懂。”我说：“受落了。”
